丁锡奎（1873—1910），字聚五，号虎臣，又号辅臣，甘肃秦安县丁家店村人。丁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被派至陕西长安任舆地总局纂说。22年（1896），到靖边任知县。靖边自同治年间遭回军血洗后，疮痍满目。丁一到任，便着手清理历年积存的案卷公文，又修整衙署市容，有兴举百废之愿，为培育地方人才，丁捐俸薪320吊，重建崇正书院，捐70吊作书院本金。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到书院讲学。县城原仅有一眼井，官民吃水困难。丁又捐钱110吊，在城内公地凿井5眼。为振兴地方经济，丁亲自书写布告，兴镇靖城中集市，鼓励商贸。又作《劝戒邑民告示》、《劝民植树俚语》等文，劝谕百姓务农、畜牧、植树戒赌。丁出外巡行，凡遇勤劳稼穑者，当即赏钱鼓励，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必严加斥责，甚至拘捕监禁。靖边由是日见中兴。更为突出者，丁创设志书局，亲任总纂，走访老者，参酌典籍，搜集残碑遗档，考察风土人情，著成《靖边县志》。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榆林城人。毕生从事新闻报刊事业，被时人尊称“政论家”、“一代报人”、“陕西三杰”。季鸾出生于山东邹平县。父亲张楚林，清代进士，在山东省做过几任知县，后死于济南。季鸾于1903年随母回榆，曾在榆林、礼泉、三原等地就学。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并创办《夏声》杂志，鼓吹革命。1910年归国，应同盟会员于右任之邀，赴上海主办《民立报》。1912年经于右任荐举出任临时政府总统秘书。曾为孙中山起草“大总统就职宣言”，并用电报向《民立报》报道了这一新闻，是中华民国建立的第一条新闻。嗣后他奔波于北京、上海，先后创办《民信日报》、北京《民立报》，主办《中华新报》，接连发表社评，揭露袁世凯、段祺瑞丧权辱国、残害民众的罪行，曾两度身陷囹圄，但均因舆论压力被释放。1926年他流亡天津，恰遇留日同学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商议办报，时值旧《大公报》停刊，联合筹资5万元，接办了《大公报》。张季鸾出任总编辑，拟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力图使《大公报》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新改版的《大公报》多次以榆人化名撰文，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公然提出：“亲俄之工潮当禁止，皆吾人之作对者”，拥护国民党政府；反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他反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指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不能容也”；揭露国民党政权腐化现象，大声疾呼“文明在哪里？主义在哪里？对同胞大众扶助否？教导否？曾不加剥削否？”他因社评言简意赅，泼辣敢言，称誉报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潮流，提出对内联共，对外联俄，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的主张。强烈反对溥仪“伪满洲国”，反对汪精卫、王克敏等汉奸的“民族灭亡”政策。一针见血地揭露日本侵华的意图是“以中国为尾闾”进而完全吞并，并锋芒毕露地指出：“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在政治上负责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民”“必须抗拒至最后之日”、“对日无和平之可求”，淋漓尽致驳斥了“和谈论”。同时在《大公报》附属刊物《新闻周报》上，曾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并在该报两次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真相，透露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内容。

       1934年，他归里榆林，在戴兴寺为其父举行了百年寿辰祭奠仪式，他还到榆林女师等校做了抗战爱国演讲；倡导各界人士，为贫寒子弟募捐奖学金，本人带头捐洋500元；倡办“榆林革新工厂”等。回天津后，写了《归乡记》，揭露陕北土军阀鱼肉人民、种植鸦片等罪行。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在报上提出“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口号，疾呼国民爱护领抽，力劝张学良恢复蒋的自由。此后蒋对其以“国士”礼待，尊之为上宾。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鼓舞人心的文章。如1937年12月8日社论《最低调的和谈论》中深刻指出：“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在另一篇社论《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中，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势力后指出：“日本侵略力有限，而中国抵抗力无穷；以无穷之抵抗，当有限之侵略，中国最后当然要胜利”。驳斥了“亡国”悲观论。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奖章。张在政府为其举行的庆功会上，发表演讲说出了“不望功成，准备失败”的办报秘诀，并在社评中号召记者要以“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自立。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肺病在重庆逝世。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公葬。中共《新华日报》以《季鸾先生备极衰荣》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公祭消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曾致唁电：“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仰矜式”。张季鸾，一生从事报业，撰写文章5000余篇，1944年，他的著作《季鸾文存》在重庆出版。

       张会元，佳县金明寺乡秦马硷村人。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民国2年（1913）陕北大旱，百姓求神祈雨。会元借此机会，假借神灵附体，说：“金泉大王爱看戏，有戏就有雨”。由于巧合，戏刚开，就落了喜雨。于是周围十几个村庄的群众，都来秦马硷龙王庙烧香叩头，问病问事。一时布施钱粮甚多。会元效陈胜故事，应时而起，组织起神团。他头戴草帽腰缠红布，上插一支鹰翎，身着黄衣，手执宝剑，为神团领袖，张联绪、秦兆兰、秦登亮、张联旺、姚尚为将军。整日操练人马，一派生机，周围百姓，奔走相告，地主老财，如坐针毡。5月6日晚，魏家畔魏规、魏志、魏棋3人潜往秦马硷刺探军情。神团发觉，将魏规、魏志杀死，魏棋逃走。5月9日，通秦寨外国传教士魏家阙，随教友黄某，路经秦马硷，亦被截杀。消息传到四方，群众雀跃，官吏害怕。米脂海会寺和尚贺觉人，赴榆林告密。5月11日，榆林巡防队及新兵百余人，围追堵截，镇压神团，会元因无作战经验，又谬于迷信之说，神团牺牲40余人，其余逃跑，他也遁迹他乡，不知下落。

       高维岳（？—1908）字燮堂，祖籍子洲苗家坪乡董家湾村，生于绥德城，清光绪2年（1876）进士。授四川大宁县（今巫溪县）知县。维岳在宁县17年，修水渠、通道路，建仓储。使不少旱田变为水田，百姓生活较前丰裕，并编修《大宁县志》。积极倡导在城乡修建书院、义学，请名师、制学规，奏请增加学额，使大宁文风为之一振。光绪19年（1893）夏，维岳升任山西辽州（今左权县）直隶州知州。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持反对态度，严禁在辽州活动。年逾七旬告老还乡，后布衣疏食，精神矍铄。在绥德城内为本族建宗祠，在董家湾开办族学。并为绥德雕山书院，米脂圁川书院各捐银500两。主修《绥德州志》，潜心笔耕，历时两个寒暑方告竣。光绪34年（1908）10月溘然病逝。

       梁有才（1856—1929），安边人，幼时家贫，习泥水匠，后工深艺高，名噪一时。安边堡城地势低洼，街道东低西高。西正街有清时所建木牌楼一座，平地立架，原无基座。每遇大雨，水由当街穿过，冲刷楼柱，年深日久，时有倒塌之虑。民国7年（1918）夏，堡民集议，欲在楼下加筑砖座，但因楼身为数百块形状不同的木块凿铆套成，跨度近5丈，如拆散重新组装，工艺难度甚大，且恐构件损坏，难于配制。士绅刘文卿、解文华问计于有才。有才提出整楼悬高之法，并慨然承担了这项难度极大的工程。消息传开，全城轰动。多人围观，欲睹梁泥水匠吊牌楼奇迹。一天中午栽椿、搭架等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工人等午饭歇晌后来到工地，只见整座牌楼已被秤离地面，悬空5尺许。原来有才乘人们歇晌少人围观之机，令其子为助手，巧用杠杆原理，东扳西撬，左顶右撑完成了这一罕见的高难度作业。人们无不拍掌惊叹，交口称赞。嗣后，砌成方形砖墩，再将牌楼落置其上，复加彩漆描绘，更为壮观。惜此楼毁于“文革”中。

       高峰山（1861—1939），定边东园子人。家贫未读书。青年时从师习木工。聪慧勤笃，艺渐精。光绪21年（1895），官绅集议改建街心钟鼓楼，聘外地艺师承工。定边缺木材，凑得4根长木拟作木楼通天柱，内一根短3尺许，无法起架，艺师束手。适峰山行经工地，见状一哂而去。承工艺师深以为耻，愧无绝技，辞返。有邑绅姜某，叱峰山不自重，峰山反激姜某捐出门口石狮，命石匠狮背凿孔，植柱其中，恰足尺寸。众人惊赞。时峰山襟弟孔某为协署师爷，荐峰山于协台，命其监工承建。峰山亲去省城仿绘西安钟楼图式，取其精巧之技艺，设计独特之造型，终于建成现存之鼓楼，峰山亦甚自得，当年生女，即取名“得意则”。

       艾崇德（1863—1942）中医。字峻山，米脂城宋硷人。光绪年中秀才。生于四世行医之家。1880年起在本家“广生堂”司药，渐熟药性；随父出诊，体会诊断要领辨证施治之法。艾具有儒学功底，好读书，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先后阅读了《黄帝内经》、《千金要方》、《医宗金鉴》、《寿世保渊》等各种医著124种，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深谙医理奥妙。通悉脉学，诊病往往记录脉象。特长内科、妇科及疮痍等科，闻名绥、米、佳、清。石坡艾丕宏和官庄艾锦荣患黄疸症，病势沉重，用药10多服后康复。西街崔凤桐的女孩患小儿麻痹，半瘫痪，以针灸和中药相辅治愈。侄孙媳出现流产先兆，几剂中药使母子平安。贫民艾四后背患痈疽，扩散到碗口大，经敷用艾制“珍珠八宝散”和“玉红膏”，不久见效。他配制的英神善救丸治上吐下泻，英神止痢丹治痢疾，疗效都很好。行医50余年，晚年享有“药王爷”之称。医术曾传于儿孙、徒弟。著《艾氏医门初阶》和《艾氏医门升阶》手稿，后散失。

       高愉庭（1866—1957）名寿恺，字愉庭，米脂城西街人，幼年读私塾，18岁入目川书院，后中秀才。1902年考为副贡，曾主持米脂劝学所。1907年考官，任江苏直隶州州判、上元县（今江苏江宁）承审员、安徽五河县盐厘局收支员。民国元年任神木县长。卸任后返米脂，热心公益，乐于助贫。1918年高佩兰筹办女子学校时热情赞助。后又积极倡议修建南门外翔凤桥和班家沟儒林桥。为北街小学捐赠50套桌凳。民国年间先后任县立女子小学校长、县教育科长、财政科长。关心时政，敏于接受新事物。1929年间家中掩护过地下党员贾拓夫。抗战时期，拥护民主抗日主张，1940年当选县参议会议长。1941、1944年两次当选陕甘宁边县参议员，赴延安出席参议会，积极参与民主建设，被誉为开明人士。建国后选为首届省人民政府委员。次子高云屏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云屏1925年入县立高小。1930年到天津，考入河东中学，次年转南开中学，寡言内秀，常有新诗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栏发表。读高中时，与同学组成文艺团体，主办《野烟》，发表进步作品。1935年，响应鲁迅、胡愈之提出的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倡议，在校内组织新文字推进会，开办工友夜校。“一二·九”运动中成为南开学生骨干分子。1936年，南开中学恢复党组织时，加入共产党并担任支部书记。夏季，受国民党当局注意，毕业前夕被开除。同学们坚持在毕业纪念册上刊登了他的照片。返回米脂后任县高小、米中教师。抗战爆发后请求到前线去，未获批准。1941年9月重新入党，多年从事学校工作。1948年任延安大学党总支书记。1949年起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秘书长、教育长、党委书记。1952年调北京教育出版社，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因直言江青一伙的劣迹，终于遭到报复，被轮番批斗，困锁“牛棚”，1968年5月7日含冤而死。
    高祖宪（1870—1943）字又宜、幼尼，祖籍米脂泉家沟，后居米脂城东街，书香门第。16岁赴泾阳味经书院求学，受名师刘光贲（古愚）器重，接受维新思想。光绪23年（1897）参加乡试，作文抨击时事，监考官主张推荐，主考官惧怕触犯朝廷，不予录取，引起争议，名字为人所知。光绪28年（1902）中举，赴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任史地教习，广交思想开化人士。1906年回陕北创办绥德中学堂，任监督（校长），书“勤学爱国”四字悬挂厅堂，并以“崇文崇理，尚实尚武；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勉励学生，常常驳斥“忠君”言论。

       1907年，他带马师表等10余名陕北学生赴日本留学，籍此考察日本政治、实业；拥护孙中山政治主张，参加了同盟会；创办《秦陇报》，任主编，撰文宣传民主救国思想。回国时购置铁纺织机，准备在家乡发展实业，因原料困难未能实现。后在耀县、铜官（今铜川）、延安、米脂办牧场，自任场长，广招贫民牧羊。1909年，任陕西咨议局议员，暗与郭希仁、张伯英等联络同盟会成员，策动新军部分军官，准备反清。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张凤翔等约他于林家坟密谋举事，武昌起义爆发后，西安于10月22日响应，起义一举告成，张凤翔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他任都督府秘书长。清军进兵陕西，潼关失守，形势危急。有人主张放弃西安，退守龙驹寨，高力排众议，劝张以西路军守华阴，终于击溃清军。1912年，任关中道观察使、关中道尹，多方为民国创立基业。1914年夏，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取代张凤翔任陕西都督，他辞去职务。第二年移居北京，以读史、行医、卖字为生；主张以章草简化汉字。“九·一八”事变后，痛感国运危急，主张抗日，常以诗文抒发忧国之情。“七·七”事变后，辗转回陕。1943年病故于城固。曾著有《嘉乐堂诗文稿》。

       裴廷藩（？—1926）原名学曾，字宜丞，神木高家堡人，生于清末光绪年间，13岁考取秀才，光绪34年（1908）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奏奖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出任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教员。此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河套安抚使兼边墙内外团练使、神木同知等职，组建陕北各县民国政权，出任县长，提倡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创办高家堡县立第二高小。后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且为一小派系首领。1915年抵制袁世凯称帝而回乡闲居，办女子小学一所，亲授英文。后重还北京，思想渐趋蜕化。1923年为曹锟贿选总统竭力奔走，声誉从此一落千丈。曹贿选成功，裴被委任绥远开垦帮办兼河西剿匪司令。由于收编惯匪赵立成、金虎臣等为部下，四出骚扰百姓，积怨甚多。1926年夏，直系军阀吴佩孚重占北京，裴廷藩又投靠吴氏，任谭世林部之副司令，率兵300余人，常驻蒙古东胜县。不久吴氏倒台，井岳秀密令驻神木高志清骑兵旅剿灭裴部，裴只身由金虎臣救拥出逃，但又不肯速离东胜。井岳秀二次派人于东胜陶家油坊将其杀死，时年50余岁。裴廷藩学识渊博，长于诗文，但文稿多已散失。今于其家征集诗抄一卷，内多唱和抒怀之作，间有反映民生疾苦者，具有一定人民性和艺术性。

       郭瑞西（1870—1947），名京，陕西榆林县城人。父亲郭绣川，清同治榆林名医。瑞西自幼苦读。稍后从刘增泰先生在“榆阳书院”学经史，业余随父学中医。民国9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混成旅军医。不久辞归故里。经20年，乡人称其为“榆林医界巨臂”“郭一服”。他深得岐黄奥旨，临症法古不泥；尤善诊治儿科、妇科。对痰饮、虫积、湿热怪症有独到见解：“怪症皆和湿之久郁、酝酿有关”。他认为：“《内》、《难》是医学理论之本源，不熟读则医理不明；仲景书立辩证治之大法，不精研则诊治无绳；方法为治病之武器，不熟谙则组方无度，药难中肯。”1932年秋，榆林“霍乱”猖獗，他详察症状、遂在“六和汤”的基础上化裁出“伏虎神效散”，治疗效果甚佳。并将该药分别赠送神木、府谷等地病人，活人甚多，此外他自拟预防该病的“驱疫丹”。1923年，杨虎城将军避居榆林，时患伤寒，稍愈饮酒，喉痛失音。他复遵仲学“猪肝汤”，立愈。同行名医高瑞堂先生，患耳疾数月，自治无效，始请他前往诊治，以“六味地黄汤”加黑附于引火归原法，一剂而止。正骨医师冯应奎，目为云翳，日久失明，他研炼“退翳桃花散”，复明，此外他法古创新，创制保赤散、神效散、苍耳散、永健散、益土育金丹等丸散，疗效显著，流传甚广。

       他以“术精怀仁、慎思明辨，胆大心细，智园行方”自勉，鄙视“名利之徒”，崇尚“救人天职”。民国初年，榆林疫病较烈，他日夜诊治，虽手足皆肿，仍不稍懈，即使到了身染重疾也有求必应。且用药只求精专，不尚名贵。尤对贫寒病人，精心选用显效价廉方药，力求减少负担。他常说“治贫寒之病，既要使病速愈以解除痛苦，又要用药便宜以免其经济负担。须知医生多书一字，病人就多出数金”。瑞西在榆林享有声誉。杨虎城、邓宝珊与其结为至友，尊称“四哥”，民间誉他为“服即生”。赠送匾额颇多，有“仙手仁心”、“着手成春”等。喜著诗文，工于书法。晚年集平生验方，著成几十万余言的《医学辑要》一书。于1947年病逝。

       井岳秀（1871—1936年），字菘生，陕西蒲城县井家堰人。幼时酷好武术，结交江湖游侠，在关中颇有名。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同盟会创始人）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一起创立同盟会陕西支部。他积极活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3年9月，首次北上榆林，妥善处理了“神团”反洋教、反产烟苗事件。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适逢陕北盗匪猖獗，他率部剿灭，沿途灭盗甚多，于同年再次到达榆林。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此后一直镇守榆林，几经变更，先后由刘镇华委以骑兵旅长，吴佩孚委以西北路联军总司令。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他为陕西军务帮办。1927年由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陕副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后缩编任命为十八师师长。1931年，蒋介石改任为八十六师师长。

       井坐镇榆林初期，时局动荡，军阀争战。他先依附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拜为门生，被赐“岳威将军”头衔。稍后与山西阎锡山互订私约，建立同盟关系。与此同时，借阎之力，成立军官教育团，设立炮厂；督办民团，剿灭盗匪段茂功、杨谋子、曹老九、李青兰等，倡兴教育，任用才识宏博的杜斌丞执督榆林中学，此外他捕杀了暗害井勿幕的元凶李东材；保护了革命将领杨虎城。国民党时期，他镇压“清涧起义”，诱杀石谦旅长，株连杀害众多将士；制造“东山事件”，接连杀害地下共产党员何格兰、张怀树等10多人；设圈套、围击、瓦解红24军，捕杀该军军长、政委窦世雄、谷维一，参谋长蒲子华。制造“米脂十里铺惨案”杀害陕北各县党组织领导人崔明道、王兆卿等人，还杀害了共产党员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绥德县委书记白明善，陕北游击大队长任志远、白绥胜等；发动了延长、石家湾、瓦窑堡、靖边等反共战役10多次；围攻神府特区，他强征烟亩、斗捐、屠宰、军役等苛捐杂税20多种。他怂恿下级滥杀无辜。如他的心腹姜梅生、种振国等都残暴毒辣，杀人很多。

       不过他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陕北也办过一些实业，先后筹措创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榆林职业中学；扩建高等小学、创办《上郡日报》，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鼓励民众合股办工厂。他本人也私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神木官碱局”等。1936年农历1月20日，因手枪走火身亡。

       高攀桂（1872—1917）辛亥革命志士，又名云麟，字勋卿，生于米脂城。性气刚直，敢扶弱抑强。光绪20年（1894）中秀才。次年参加乡试，在号房门上贴谒联：“独坐寒窗苦不堪，天昏地暗徒悲叹；一出风尘便不凡，旋转乾坤万眉展”，轰动考场。试卷也有不满时政言辞，以致名落孙山。以后又两次不中，对官场腐败愈加愤懑。便放弃功名道路，联络同志，奔走陕西、甘肃、秘密反清。辛亥革命前参加兴中会，该会改组同盟会后任秘书，武昌起义时作同盟会代表。民国元年，为陕甘革命独立运动代表，任陕西都督府参谋、甘肃五族联合会委员，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保持书信往来。拥护孙中山政治主张，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撰文批驳袁的卖国罪行，刊于北京《晨报》，引起社会反响。有人劝他：“你若对袁妥协，可保荐出任甘肃督军。”他严词拒绝：“我为亿万同胞争自由，不为个人争官！”斥责袁党都是卖国贼。袁世凯称帝83天病死，党羽仍蓄谋暗害高。听从同乡建议，他离开北京回西安。袁党探得行期，电告陕西都督陈树蕃：“高云麟回陕，意在夺权，希立即筹谋紧急措施，以防他变。”陈密派心腹，于大荔县将云麟一行28人杀害。
    袁硕甫（1874—1941）字卿臣，陕西榆林县城人。出身医学世家，其父袁文澜，祖父袁服周，均是一代名医。硕甫继往开来，成为民国年间榆林“四大名医”之一。硕甫自幼精习儒学，晓通《内经》《伤寒论》《千金方》等医学著作。经父亲临床指点，穷究病理，会通古今，并擅长温病、斑疹、喉痧、天花等，其中斑疹、伤寒治愈率最高。民国初年，陕北流行疫病，死者甚多。他竭力诊治，全活者甚众。时有一患者冯五，患疫病斑疹，因热极，斑色转黑，斑出第五日，猝然气脱斑陷，神志昏迷，呃逆气促，牙关紧闭，危在旦夕。他诊治后，急用炙黄芪二两，洋参三钱，白术四钱，茯苓三钱，柿蒂三钱，竹茹三钱，葛根二钱，炒山甲八分，大枣四枚，灶心土一块，煎服数剂，症状遂减。按理主味应用红参、附子，但他见其斑陷气脱，遂用炙芪、洋参、灶心土中和调治，直接补气益津，遂能立竿见影。曾有一男子，患疾之后，忽不能语，又经求治不愈，请他诊治。号脉、六部细微，断定因元气不足、热蔽心窍所致。方用涤痰汤，加青黛、硼砂、僵蚕，重用人参，服药二剂病愈。他常说：“如用一纸验方可治病、则可不要医生，识字之人都可行医，岂不谬哉”！他注重医德，严格遵循祖训“济人养生之道，莫大于此”。故不管患者贫富一视同仁。遇有贫困者，经常免费诊治供药。此外，在城内设有“恒秦堂”、“恒济堂”中医药房，带徒授艺。曾应杜斌丞先生之聘，兼职榆中校医。一生忙于诊治，著作仅有《伤寒抄本》、《时症经验总结》、《袁氏秘方》等，均遭散失，只有治疗斑疹经验方20则；治男妇腰腿疼痛，双手抱棍，寸步难行的验方“神仙双丢拐”流传后世。

       马次峰（1875—1953）名蕙征，字次峰，祖籍安徽桐城。其父马兰征于同治4年（1865）流落定居米脂城安巷则。次峰自幼喜读书，敏于接受新事物。1891年进学，以秀才补廪生，1892年自立私塾教授学童。光绪26年（1900）得到县内部分绅商支持，利用城北祖师庙址创办盘龙山公学，任校长；仿外地新学堂实行7年制小学教育。废八股，倡新学，从北京买回一架油印机，印《日日报》宣传维新；绥德知州接济银两，企图改为官办旧学，他拒绝了。1911年，土豪劣绅煽动40余人，手执棍棒夜闯盘龙公学堂兴师问“罪”。幸有武术教师和学生保护，才免遭伤害。被迫出走北京后，经于右任介绍参加同盟会。以后返回西北，执教甘肃凉州（今武威）师范、凉州中学、榆林中学、瓦窑堡女校。曾任榆林井岳秀部队政治处常务委员、骑兵团书记官。1927年以后不满井镇压革命，辞去职务。1935年任米脂女校校长，1942年任县立高小校长。1943年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马一生追求民主进步，以良好风范影响子女。

       长子马云程（1899—1935），字飞鹏，1918年榆林中学毕业，学习拔尖，是当时出名的“三马二艾”之一。1922年，得地方公费资助考入北平大学哲学系。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组织派遣暂离北大，回陕北任榆林中学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在榆林城几个学校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建学生会。同时公开担任国民党榆林县党部执行委员，利用合法身份举办讲习会、读书会，宣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根据斗争需要，秘密担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推动成立工会、农会、商会，发动惠记工厂工人罢工，筹备召开陕北23县群众代表大会，借传达国民党陕西省代表大会精神的机会，通过51条提案，揭发地方军阀官僚欺压剥削百姓事实。1927年4月，李大钊等19位革命志士在北平遇害，消息传到榆林，云程等立即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召开追悼会，控诉军阀罪行。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坐立不安，扬言逮捕他。组织指示他转移，到北大复学。1928年，到山西运城任中学教师，继续从事学运。1932年冬，被警方以“转运枪支”嫌疑逮捕，但没有把柄，1933年释放。组织派他回西安，仍以教书掩护活动。1933年秋，到北平从事兵运，与国民党25师的地下党组织往来。1935年4月，被叛徒高立人出卖，与霍世英、王振兴、赵二虎等被捕，他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便公开与敌斗争。敌人用刀拉开他的脊背，把丝线埋入伤口，待稍愈合再撕拉，残忍折磨。他不向淫威低头。于1935年5月1日被杀害。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他的遗骨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立碑纪念。

       次子马翥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曾在米脂中学、子洲中学任教，狂放不羁，喜爱弈棋，终日不倦，听到上课铃声而不忍离去，课堂讲授得法，深入浅出。平时有同学提问。问即答，不分场合，有时席地而坐，解答时谐诙有趣，他所到之处，总要围上一堆学生。

       三子马健翎，全国著名戏剧家，与周扬、田汉、夏衍等友善。儿时爱看旧戏，看后模仿，声情毕肖，稍长，将巷内小孩打扮成剧中人物睑谱，时人以为不肖。1913年，以兄长马飞鹏（云程）之名就读北平大学，1934年肄业。1937年回陕北，任教于延安师范，组织乡土剧团，自编自演“中国的拳头”。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和边区人民抗日精神鼓舞，创作热情高涨，当年写出眉户剧《十二把镰刀》，在此前后还创作了秦腔《好男儿》、《大家欢喜》、《一家人》、《中国魂》等，尤以《逼上梁山》、《渔腹山》、《血泪仇》、《穷人恨》成就最高。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时群众由衷称赞：“就像演我们自个儿的苦情，看得人泪珠儿扑啦啦地！”一些指战员反映：“看一场《血泪仇》，胜过一堂政治课。”毛泽东、彭德怀、王震等也给予高度评价。1944年，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大会，马健翎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建国后，相继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西北戏曲研究院、陕西戏曲剧院院长，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代表。一生创作、改编现代剧、历史剧、传统剧60余本。1962年出版的《马健翎现代戏曲选集》收秦腔、眉户剧本7部。改编创作的《游龟山》、《游西湖》、《赵氏孤儿》、《窦娥冤》等剧在思想性的提炼、舞台艺术的继承与革新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在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游龟山》获剧本奖，创作的现代剧《两颗铃》、《蟠桃园》在西安地区久演不衰。他还是出色的导演和演员，导演或参演过许多名剧。1965年病逝于西安。

       吕廷荣（1875—1945）良医，字耀卿，人称吕二先生，米脂城东街人。幼年上私塾，1889年考取秀才，后设塾教读。清末科举废，便弃文习医，随父吕殿杨侍诊4年后独立门户。1900年，在吉镇开办药店“生春堂”。他生性豁达，重医德，经年，声名大噪。举人马育麟书赠“术本岐黄”匾额。1919年，将“生春堂”托付他人，返回米脂办“荣盛源”药房，坐堂门诊。多年来，与艾崇德、李鼎铭、刘云阁齐名，患者接踵。擅长妇科诸疾，多次挽救危急产妇。1943年秋，一个怀胎3月的孕妇，突患血崩，冷汗淋漓，神志不清。他诊断是死胎伤母，立即以当归、川芎、炒蒲黄、炒五灵脂等9味药配方，引血归经，使孕妇顺利排出死胎脱险，再服药半月痊愈。他炮制的“六神止晕散”专治产妇胞衣难下、血迷昏厥症，疗效甚佳。同时，还善于用一些简便易行的土方治疗咳嗽多痰、便秘燥结、烫伤等；诊治癫狂症也有妙法。

       其弟吕廷弼《辅卿），人呼吕三先生，擅长喉科杂症，有“喉症圣手”之名。自配“喉疳丸”，效果良好。施治采用套管引流针，两三次痊愈。治疗皮肤外科，善察内因，因人施治，治疗采用贴、敷、洗、烫、烤、炙、挟、摩、泡、晒多种方法。编有《喉症集要》、《外治秘旨》等手稿。

       其子吕鼎新，以制药见长，配制丸散膏丹，做工细致，识别药材真伪慧眼独到。孙昭光，曾就读西安师专，因病耳聋后，一心学医颇有成就，为西安地区名中医。吕氏数代从医，至今不衰。

       霍祝三（1879.10—1965.6.11）原名居华，字祝三，绥德县义合镇楼沟村人。1910年在义合高小任教，后担任校长。平时乐于助人，有威望。1924年冬，李子洲在绥德师范建立党团组织。其后一批又一批党团员走出校门，他们选定义合高小为阵地，决定赶走霍祝三，他们把霍的被褥卷起，扔在校门外，勒令他立即离校，当局派军队逮捕了“闹事”的学生，霍几次托人买了许多油饼送给被捕学生，同时到县政府斡旋，放出了学生，中共地下党组织请他回校任教。后来、义合小学一直是绥德东区党的一个领导中心，由于霍祝三这位知名人士掩护，这里从来没有出过事。

       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共产党员叛变投敌，而霍这位党外人士立场反趋坚定。在霍家，侄儿霍世杰在榆中读书时和刘志丹一起参加共青团（后转党），一起到黄埔军校学习，后又转入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六期学员，结业后，领导了华县一带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农运大王”。霍祝三大儿子霍世英1927年在绥德四师入党，1928年领导和参加了义合一带农民的抗烟亩税斗争。霍祝三对子侄们的行为是支持的。另外，他还多次找专员杭毅保释回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多次资助被国民党政府软禁的四师校长、共产党员常汉三。1934年他家隐蔽过崔正冉带领导的红5支队、红14支队的队员。1934年春，在内蒙临河担任中共绥西工委书记的霍世杰得急病以身殉职。1935年5月，打入北平蒋系25师为党搞情报的霍世英因叛徒告密与马云程等一起被国民党杀害。消息传来，霍祝三万分悲痛，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愤然去北平，领回儿子的遗骨，隆重安葬。出殡那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没有掉泪，只是久久地站立大门外。1939年10月，中共绥德特委为这位民主人士祝“六十大寿”t表彰了这位坚决跟共产党走的“一边倒人物”。1941年8月，陕甘宁边区进行普选，逐步建立起各级“三三制”政权，霍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出席延安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得知他的学生霍世杰的伯父到会，立即接见。1942年8月，霍被选为绥德县长，1944年由杨和亭介绍加入共产党，胡宗南进犯陕北的日子里，霍为支前昼夜操劳。1948年1月，霍担任绥德署副专员，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庭长。这年夏绥德贸易公司向榆林一次发30骆驼布匹，走到上盐湾遇到暴雨，布匹全被洪水冲到无定河里，一直飘到四十里铺一带，被群众打捞上岸，有人主张强行从群众手中要回，他不同意，后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由群众全部无代价交了回来。一次清涧高杰村区胡朝坪有两户农民斗殴，一方的一个老太婆骑上毛驴到专署告状，说对方把她打了不算，还把她家藏在芝麻罐里的70块银元拿走了。专署派公安处和清涧县公安局一起去调查，回来汇报说，原告所诉属实，已把被告领回来关起来了，可这个被告坚决不承认。霍知道后，又派专署检察处长韩国培和法院绥德分庭推事崔正冉、清涧县检察室主任李光荣第二次复查，调查结果说是假案。霍把公安处长找来，双方各述依据，争论不休。于是霍又派民政科长康光福和妇联主任艾英兰再去调查，结果和第二次一致。在准备验伤时，这个老太婆承认了自己诬告。案情真相大白后，被告立即释放，并决定由政府赔偿冤押4个月的损失——小米4石，被告说：“小米一颗也不要，共产党求真理，我服了。”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1951年国庆周年时，霍祝三应邀带领延安、绥德、榆林3个专署的20多位国庆观礼代表去北京。林伯渠亲自到车站迎接，并转告毛泽东主席“陕北的霍老先生来了”。毛主席在政协会议上接见了他。会议期间，又专门派车接到毛主席办公室恳谈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称霍祝三是“全国专员中最年长的一个”。

       建国初，为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绥德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霍把专署一批年轻干部送去深造，对校长王立功说“立功，一定要管严”。1956年10月，绥、榆两专区合并，霍任榆林专署专员。1959年8月，80高龄的霍祝三被选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他年老不忘学习，每天戴老花镜看书，批阅文件，85岁高龄时仍能工整地写文章。1965年霍祝三在患病期间，绥德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前去探望，他让人扶起来，第一句话就问：“绥德的吃水问题解决了没有？”当听到正在建自来水塔时，高兴地说：“这就好了。”又问“烧炭问题呢？”县里同志说“在子洲何家集准备办煤矿”，他说“应该这么办！”

       1965年6月11日，霍祝三病逝，享年86岁。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6月13日在西安殡仪馆举行“西安各界公祭霍祝三同志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省长李启民等党政领导送了花圈、公祭大会由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赵守一主祭，政协副主席张汉武致悼词。公祭大会后，霍祝三的遗体移往西安南郊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崔文运（1884～1934），1934年旧历5月15日上午，在绥德县南区园则沟村（现属清涧县）一个靠山的窑洞里，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同志正在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清涧县委交通部长张绍修，陕北特委交通贺治国，南区自卫军指导员王步荣，队长刘加玉和周围农村党的负责人和自卫军战士等。会议将要结束被白军包围，崔文运镇定自若，指挥大部分同志脱险，张绍修和崔文运被敌人抓住。白军把张绍修的头颅用铡刀铡下，装在驴抽子（用麻绳结的驴咀套）里，然后系在崔文运脖子上，押着他来到薛家峁。当晚，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并将叛徒李牛拉来和他质对，崔破口大骂。敌人无奈，拿出烧红的铁丝，穿通崔文运的锁骨，吊在空中毒打，用烧红的铁绳、熨斗烙他。16日全身焦黑的崔文运被押解到绥德城。1934年旧历5月17日，被杀害在绥德城南门外。在纪念崔文运牺牲10周年的时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给烈士送了挽联：对党能尽忠，精神不死；临难无苟免，气节常存。

       解行宽（1885～1942），法号行宽，俗姓解，榆林城北郊人，是民国时期榆林最有名气的和尚。行宽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幼时身体孱弱多病，且家境贫寒，父母恐其夭折、遂托身佛门。10岁时，送往戴兴寺受戒。他进寺后，拜行振为师。行振禅师是榆林县“僧会司”主持（全县寺院僧人事务），知识渊博，精晓法度。他得其言传身教，加自身颖悟，为该寺百多僧人中的佼佼者。数年后，行振禅师“归西”，交寺务于行宽。他接管寺务后，适逢国民革命初兴，军阀割据，战乱纷飞。榆林各大寺院皆遭破坏，惟戴兴寺赖行宽禅师的周旋和调解，得以幸免。民国18年，得地方绅士冉心吾、郭式青、贺明堂等人的赞同，办起了“戴兴寺贫寒义务小学”。校址设在寺院南院。3孔东窑作为教室，备有简单桌凳和教具。他自任校长，刘道运（北京佛教学院毕业）任教员，专门招收贫寒儿童，不收学费，经费由寺院支取。学习内容，以识字为主，教课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等，为全日制三年制小学。戴兴寺小学，始末30余年，作为佛教办的学校，在陕北是首创。1942年行宽禅师病故。

       刘育英（1885～1952）字文卿，定边县武峁子乡棋杆山人，从政后以字行。光绪31年（1905）刘文卿入陕西高等学堂读书。由于右任、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支持并参与民众为“三边教案”事而进行的爱国斗争。清朝光绪末年，他曾与绅商刘广润等捐资，在安边兴办起“育英小学”（即今安边小学）。民国7年（1918）办起安边工校，招收无力入学的寒门子弟，半工半读，供以膳食。复有高桂滋资助，该校不断加科增班，20余年，培养出织毯、制革等手工艺师数百。同时，为解放妇女，开办安边女子小学。12年（1923），同杨虎城部安边驻军团副管匡之联办安边平民夜校，专收工匠学徒、商号店员，免费学习。

       34年（1945）安边解放，陕甘宁边区置安边县，刘文卿年已花甲，受任安边县县长。翌年春，安边县组成以刘为团长的参观团，偕李锦辉、韩景章（教师）等十数人，赴延安参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并分别设宴欢迎，后又当选为边区政府参议员。同年4月，委以定边县县长。一次，县政府讨论关于土改和减租减息的法令，刘不赞成，并说“共产党教我当县长，等于罚苦役。”36年（1947）春，宁夏马鸿逵部占领安边，刘投敌出任安边清乡善后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解放军复至，安边吃紧。农历5月初9，安边区署设城防委员会，刘为委员之一。在商议弃守城时，刘力主守城，众委员均以刘文卿的意见为是，着业主拆城东、西关民房。13日，解放军已挺进砖井，而安边两关民房未动。于是，命兵勇点火，百余间民房付之一炬。是夜，安边再次解放，刘文卿逃往榆林。秋，安边复为国民党所有，刘返回居定边，任民国党定边县宪政协进会主任委员。38年（1949）8月，定边全县解放，刘文卿被捕，押解延安，刘除令他人纵火烧毁安边东、西街民房外，尚犯有“为匪抢购”小米、干草、柴禾和“教唆四区民兵叛变”诸罪，延安人民法院于1952年3月8日判处死刑立决。

       李鼎铭（1881～1947）民主人士，名丰功，字鼎铭，米脂桃镇村人。1889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895年寄居舅父杜良奎家，用8年时间，苦读经史子集，尤其喜欢数学、史地等新学科，1903年为廪生。辛亥革命后，接受孙中山主张，在家乡倡导放足、剪辫、禁赌，破除迷信。1913年兴办临水寺国民小学，兼校长。1916年，受杜斌丞之聘，任榆林中学教师。1918年底返乡，创办桃镇高等小学，任校长。1926年开始钻研中医中药，广读名家医著，大胆施治，逐成良医。1930年移居城内，开设药堂兼行医。代表乡绅与城绅斗争，清查他们把持的县财政，发现贪污现象，迫使贪污者退出千余元。1938年以后，受抗日爱国思潮影响，诚心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1941年陕甘宁边区开展普选，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先后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议员、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到延安从政后，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频频往来，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坦率提出各种政见。1941年冬，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李在延安创办药社开馆授课，提倡中西医结合得毛泽东肯定，李并多次给毛泽东治病，得到毛的赞扬。1947年12月11日在绥德义合患急病逝世。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其家乡群众要求，将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小学。

       长子李振三（1898～1958）名子刚，字振三，1916年于绥德中学堂肄业，著名中医。1953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中医科长、中医实验所所长。1954年任北京中医研究院门诊部主任、内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为国家五级医师。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的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

       次子李力果（1907～1959）又名子常、烈飞。1923年入榆林中学，与刘志丹一起主持学生会，1926年1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随魏野畴到安徽阜阳进行革命活动，3月在太和县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2月在中共皖北特委会议上当选特委委员。4月参与高桂滋19军教导团兵变。暴动失败后，继续隐蔽下来，离开霍丘县，经上海转北平大学读书，秘密担任中共北平城区书记。1930年，返回陕北，任特委委员，不久，转北平、天津、任北平市委委员，河北省委、军委委员。1931年夏军委书记廖化平叛变，他被捕关入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5年。1936年10月，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出狱。因受百般折磨，身患十多种疾病，被担架抬出送医院。病情好转后赴太原，参加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常委兼组训部长。力果于1937～1939年先后任新军师政治部主任，10总队4纵队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及随营4分校负责人，领导新军部队打击日寇。1939年，在贺龙师长指挥下，参与粉碎阎锡山“12月事变”，先发制人，处决2名反动营长。后来，新军四纵队并入八路军120师，他任师组织部长。1940～1945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后任延安城防司令部秘书长。1946～1949年，受组织派遣赴东北，历任中共本溪市委书记，辽宁省委民族部长、秘书长，东北局城工部长、沈阳市委副书记等，1950年，调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代市长，河北省委委员，为恢复该市经济建设辛勤筹划。1956年调往北京，任一机部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1959年5月3日病逝。

       高双成（1882～1945年），字立卿，陕西渭南人。少时经井岳秀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随军与清军作战于山西境内，勇猛顽强，立下战功。此后30年，因精于治军，逐级晋升，历任晋陕绥边区副司令、兼陕北警备司令、22军军长等职，随军部一直驻守榆林，在陕军中享有较高威望。1937年任86师师长时，中共曾派周小舟同志来榆晤面。他欣然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双方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并派参议刘绍庭作代表在延安设立办事处，以保持经常联系。抗战爆发后，高部扩编为22军，军部仍设在榆林。共产党军政领导高岗、肖劲光、王震、南汉宸等人曾先后来榆与高商讨抗日大计。1937年9月，高属张云衢团开赴绥远抗日前线，他力排地方势力的干扰，将该团所辖区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安定等县防务，交给八路军接管。1940年3月，日寇在晋西北发动大规模扫荡，山西八路军的后方留守机关准备撤至黄河两岸。这时蒋介石获悉急电高双成，速派两团截断宋家川、螅蜊峪要道，阻止八路军过河。他接令后，即命刘绍庭转告毛泽东：“请放心，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随后他托辞无兵可派，未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此后，晋陕绥边区副司令陈长捷奉令亲率马志超、何文鼎两个师进犯陕甘宁边区。在战事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他急与南汉宸商讨，采取了周密的措施，致使阴谋破产。抗战8年，高双成和八路军真诚相待密切合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赖。朱德总司令曾赞扬：“高双成将军从士兵到军长，虽是行伍出身，很有远见，他敢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军人。”1945年1月，高双成在榆林病逝。榆林各界隆重悼念，中共派曹力如、刘文蔚等人赴榆林吊唁，并送挽联：“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勋，救国友谊传来讣告悼善邻”。

       杜斌丞（1888—1947）名丕功，字斌丞，米脂城隍庙湾人。曾在绥德中学堂、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读书，1913年夏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1917年毕业后以陆游“人才泯灭方堪虑，士气峥嵘未可非”诗词自励。回陕北后，先任榆林中学史地教员，1918年任榆中校长。就任后苦心经营，多方筹措经费，扩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并锐意革新，德、智、体并重，“兼容并蓄”各种文化精蕴，倡导民主思想。聘请进步人士魏野畴、李子洲（共产党员）、呼延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到校执教，先后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等一大批革命志士。主持榆中10年，自俸节俭，月薪50元，而所聘用的优秀教师，月薪高达130元。另外还热情支持筹办绥德师范、延安中学、米脂三民二中。由于和井岳秀不睦，1927年辞职赴西安、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政治，主动接触共产党人及苏联顾问，政治思想发生深刻变化。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从此自觉“站在长线上⑥”，真诚拥护共产党。1929年，河北省主席徐永昌邀他做官，以“道不同，不相为谋”拒绝。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入关主持陕西军政，电邀他由北平返西安，从此成为杨的重要决策人物。多次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古训告诫杨。1931年，两次以高级参议身份到甘肃，联络说服各股地方武装拥杨。12月杨派孙蔚如率兵入甘，赶走由四川窜入的吴佩孚及拥吴的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孙出任甘肃宣慰使，杜任秘书长，襄理省政。此期间，暗中援助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界的革命活动，资送枪枝弹药、经费，多次救护共产党人。1932年4～9月，蒋介石逼走孙蔚如，对杜封官许愿，他拂袖而去。1933年，蒋下令杨虎城驻甘部队全部投入“剿共”前线。杜向杨提出联共反蒋抗日主张，派人与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进犯协议。1935年，坚决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促进张学良、杨虎城接触，协助共产党争取西北军、东北军联合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就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承担繁重政务，联络各方，推行张、杨八项主张，促使全省政令统一。后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代表杨虎城参加红军、西北军联合办公厅工作。与周恩来密切协作，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对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多方支持；掩护、营救不少革命同志；资助平津等地流亡来陕学生奔赴延安或敌后。1938年秋，蒋介石以亲信蒋鼎文取代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杜卸去秘书长职务。蒋派胡宗南拉拢，概不接受，省党部两次送去国民党员登记表，都被撕毁。1940年开始奔走西南各地，先后到桂林、重庆、昆明、成都，会见李济深、朱蕴山、张奚若、李公朴、闻一多、吴晗、张澜等，促进各民主党派团结和民主运动发展。1944年10月，与杨明轩等筹建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次年2月正式成立，提出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入盟标准。1945年10月当选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年底，根据周恩来建议，促使《秦风日报》和《工商时报》出联合版，成为民盟得力机关报。1946年1月，以民盟顾问参加旧政协会议，在各种集会上仗义直言，反对蒋介石内战、卖国方针，赞扬共产党民主建国纲领。许多人为他的安危担心，劝说不要再回西安。他表示自己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西北需要人，再危险也要回去。1946年2月，从西南回陕西，公开宣布要为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蒋介石、胡宗南对他极端仇视，寓所周围布满特务，跟踪、盯梢，寸步监视。他镇定安慰亲友：“革命不能让恐怖吓倒，斗争就难免有牺牲！”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消息传来，他在报纸上痛斥蒋介石。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悍然逮捕杜斌丞。在敌人牢狱和法庭上，他大义凛然，批驳特务的鬼蜮伎俩，指出内战的爆发，要由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负责。并通过受感化的看守人员与民盟组织联系，继续指导工作；传诗慰问难友；赋诗庆贺解放军进击潼关。留下遗书说：“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慷慨就义，终年60岁。1948年10月7日，延安召开千人大会，纪念杜斌丞殉难一周年。毛泽东亲书“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挽联。边区政府在米脂建立“斌丞图书馆”。以志纪念。

       族弟良明，米脂杜家石沟人，出身佃农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投奔杜斌丞，随杜18年，情同手足。1947年3月和杜斌丞同时被捕，受尽酷刑，于1948年死于狱中。

       刘瑞庭（1888—1970），高家堡人，幼年就读私熟，20岁起与人合作经商。因乐于助人、办事公道且常解囊资助办学、修桥补路及救济灾民，深受乡里父老敬重。1934年刘任联保主任，正是国民党军疯狂围剿神府革命根据地之际。被俘至堡的革命者或无辜群众，刘常冒着风险，尽力予以营救。1935年，驻高家堡国民党军高沛部抓获两名红军便衣战士。刘瑞庭闻讯，一面约请名士保释，一面亲赴高沛处求情。高威吓说：“你为红军讲情，难道不怕杀头？”刘反唇相讥：“你滥杀无辜百姓，于心何忍？”正争辩中，十几位当地名人赶来集体保释，高沛无奈，只好放人。1935年7月，国民军86师514团从贺家川押回30名红军战士及革命干部。经刘瑞庭说情，团长姜梅生放掉28人，唯苏维埃政府区长路茂卿、乡长李能光因案情重大不予释放。刘后来假说此二人是自己生意上的伙伴，可由他看管调查，姜迫于面情只得应允。不久姜部出动，刘乘机将路、李释放。同年8月，姜梅生又从高家堡东山抓回70余人，刘瑞庭多方营救，除刘进才、张朝朝因系共产党员秘密工作者定于农历9月初集市上枪杀示众外，其余皆被释放。初2下午，姜梅生至刘家作客，刘让老母出面哀求。刘母跪地哭诉，假说刘进才是他娘家三门一子，张是刘进才好友，请姜团长高抬贵手，留他们一命。姜忙扶起刘母，答应回去放人，结果，刘、张二人同免予难，刘几遭迫害。建国后，刘瑞庭长期在高家堡文化站工作，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1970年因病去世，终年82岁。

       郑思诚（1890—1945），又名庠、玉玺，字兴田，出生于农商兼营的殷实之家，籍今定边砖井镇下蔡渠村。其父郑重德，有妻三，思诚为三房杜氏所出。郑思诚10岁入私塾，喜动好斗，顽愚不雕。其父视思诚终不可为儒门弟子，着其弃文习武。几年后，郑练得一身武艺，乐为善良无辜打抱不平。13岁时痛打董兴庄“董无赖”，名声大噪。郑思诚喜交朋结友，少年入哥老会，常与哥弟们一起品评时局。光绪末年，定边县知县吴命新任满调离时，郑在大街上烧纸送行，当面辱骂指责。新任知县林有余到职后，郑登门“拜谒”，告诉林知县不得贪赃枉法。宣统3年（1911）初，林知县借郑与他人财产纠纷事，不问曲直，提拿问罪，拴在石锁上。思诚在狱中伤愈后，贿通看守，越狱逃往西安，参与张凤翔领导的西安辛亥革命起义。旋受陕西军政府兵马都督张云山委任为三边统领，并受哥老会贺兰山坐堂大爷高志清之命，携带枪支数条，返回定边。先同张廷兰、芦老九、任和廷、高世秀、韩瑞林、何万明、杨俊岭、张万举、郭正藩、张蒲银、冯有明、高登云等18弟兄策谋，后聚哥老会众哥弟，于是年农历11月上旬举义，攻打定边县城，经3个多小时巷战，城陷。清王朝在定边的统治至此结束。不久，清政府陕甘总督升允从甘肃率兵向西安反扑，郑即率部700余众南下援助西安。翌年3月，陕西军政府复派思诚率兵北上榆林驻军任中营管带。数年之后，郑思诚率部南去，经渭北、关中到河南，一路招募了大批乡勇。此时正值北伐战幕拉开，于是他所率部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郑任旅长。北进山西、河北，与直系军残部打过几次小仗。后升任副军长。北伐战争失败后，他离军出走，到苏联进行军事考察。民国19年（1930）回国归队，驻防内蒙。不久二次出国考察。他在苏联搞到一批武器，在包头装入棺材，命王子元、郑小抓子等假郑思诚灵柩运送回乡。途径榆林，被井岳秀查获，王子元幸逃，余众被杀。“九·一八”事变后，郑忠诚以一般市民身份旅居天津英国租界内。“七·七”事变后，又迁居日本租界。时沦陷区严禁中国民间藏匿武器，而郑却将手枪挂在床头，入门触目。同时，与日本人往来频繁，家中常有日本人进出。他向知己者透露：“我名义是日本海军情报员，并持有日军颁发的身份证明，实则负有党国重任。”国民党密留天津的特工人员王若熹却与郑来往频繁。34年（1945）春，郑的秘密身份被日本人识破，仓促中，将家眷托好友贺善培照应，只身逃往绥远。是年10月，郑思诚只带几名亲随，从包头动身赴西安，意欲路过省亲。行至内蒙陶力民夜宿，被随从孙学良暗杀。消息传出后，国民党中统头目之一朱家骅发电固原17军军长高挂滋吊唁，并表明郑在天津时期为党国做了许多工作。

       艾捷三（1900—1954）原名克明，字捷三·子洲双湖峪镇人。1920年考入榆林中学就读。此间他参加了军事训练，学会了吹军号、投弹射击等军事技术。当时榆中已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23年毕业时由刘敬亭（教师）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乡后在本镇任小学教员，自行脱党。一年后经人介绍考进了北京军官学校，毕业后到西安高桂滋郡为见习排长。之后参加了国民党，升任营长，不久任84师502团团长。1934年捷三率团回驻家乡双湖峪镇“围剿”陕北红军，在不到两年的驻防中先后指派他的兵士或者本人亲自动手杀害不少红军战士和无辜群众。抗日战争初期，艾捷三积极抗日，身先士卒立有战功，但不久因国民党消极抗日，艾也走向反动。经高建白引荐参加了军统组织，主持制定了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充任了还乡团队长。1943年提任84师副师长，一年后调任新二师副师长。1947年为了配合国民党胡宗南进攻陕北又来绥德充任城防司令并任专员。宝鸡解放后逃往兰州，后到青海组织土匪队伍与人民为敌，全国解放后被抓获，1954年被镇压于绥德。

       贺连城（1890—1958）民主人士。米脂城南关人，思路敏捷，爱好诗词、书法。辛亥革命前在三原宏道书院读书，后入北京政法大学。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延长县县长、国民党86师军法官、甘肃凉州禁烟局长、宁县县长、陕西省政府秘书、米脂县教育科长等。在旧政权中反感逢迎，不愿贪赃枉法，延长、宁县两任均负债而还；担任军法官时，厌恶对“犯人”严刑拷打，弃职回家。受杜斌丞赏识，举荐为省政府秘书，受杜影响并与一些共产党员往来，民主思想渐渐浓厚。后在家乡任职，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1941年，当选县参议员，出席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选为边区参议员，对教育工作颇有见解，后相继出任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厅长。他信赖共产党，为边区政府书写新年对联，有“撼山易撼共产党难”之句。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1952年加入民主同盟，1954年任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厅长，1958年12月病逝。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定边人。幼入私塾，后因贫辍学，曾做徒工。清宣统3年（1911）经其姊丈郑思诚介绍加入同盟会，翌年入陕西讲武堂。民国3年（1914）毕业回籍，组建县保安队，任队长。未几，率队剿灭长期危害地方之惯匪杨壳子，声大震。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于民国八年（1919）改编定边县保安队为骑兵连，任高为连长，调驻绥德。10年（1921）7月，井岳秀侦知其有异志，意欲派兵围讨。高闻讯仓促发动兵变，将井部驻绥德骑兵第3连缴械，率300余众西走三边。并派兵追击，高部溃散，仅8人跟随，辗转至平凉，投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江。11年（1922）井岳秀呈陕西督军陈树藩，行文甘肃，要求引渡高桂滋。高被扣押。得张兆江高级幕僚受云亭相救，弃官偕行，经西安至河北投胡景翼，胡委以骑兵营长。经胡向井岳秀讲情，了结绥德兵变案。13年（1924），高为国民二军独立团团长，在京谒见李大钊，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翌年升任国民二军第三补充旅旅长。16年（1927）春，在淮阴树青天白日旗，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同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委高为暂编19军军长，后改为第47军，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战后，蒋介石为消除异己，将高部缩编为第133旅，后改独立第10旅，开赴山东，归陈调元指挥，驻防莒县、诸城、枣庄、安丘一带。时马鸿逵、刘珍年、范熙绩、任应岐等蚁集山东，与商共谋反蒋，并派人往汪精卫、于右任、唐生智、阎锡山等处联络。陈调元对高虚与蛇委，暗将此情报告蒋介石。蒋于19年（1930）春，扩编高部为新编19师，以安其心，阴令陈调元包围高部，予以歼灭。马、刘、任等人闻讯后畏而食言，反戈相向，高桂滋孤军奋战于鲁南，终因寡不敌众，被陈调元、陈耀汉、马鸿逵、范熙绩诸部围困莒县、诸城两地。高坚持8个月后得地方红枪会相助，突围北撤，渡河入晋，驻防平定，改番号为正太护路军第一师。

       20年（1931）7月，石友三附粤、桂系军阀及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反蒋。高部随商震出娘子关攻石友三后路，大捷，补充石部败兵2000人。经张学良通融，蒋编高部为陆军第84师，驻防邯郸。23年（1934）11月，高部奉调返回陕北剿共，在与红军多次作战中屡屡受创。为保存实力，也有感于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所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遂与中共秘密达成6条协议。25年（1936），与汤恩伯、何绍南捐资修筑绥德无定河19孔石桥，长190米，取名永定桥，并多次参加修桥劳动。26年（1937）7月中旬，升任17军军长，高率师渡河东赴抗日前线。8月17日，高部吕晓韬团于井儿沟全歼日军1个团，敌酋滕井失坐骑战刀，仅以身免。20日，高部艾捷三团又于喜峰口歼敌骑兵1队，步兵1个团，两役俘毙敌军千余。不料两翼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汤恩伯南口惨败，致17军位置突出，遂撤至长安岭、沙城一带，成为退军后卫。21师及97师因属国民党嫡系，撤退时，均不遵令而去。17军仅存84师一个师兵力，渡桑干河后，拨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循蔚县、广陵大道，节节防御，在灵丘火烧岭与日寇激战4昼夜后，于9月21日退入平型关。高部在团城口布成30里正面防线，与八路军115师互为左右翼，高派部队挑断入关公路，敌铃木师团及坂垣师团轮番攻击，高部与八路军115师相配合，激战5日6夜，重创日军。因自身伤亡惨重，退守忻口。嗣后，忻口、娘子关、太原相继失守，17军退驻晋西。27年（1938）春拨归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太岳山区建立根据地，采取游击战术，转战年余。28年（1939），高部参加中条山战役，驻防恒曲。中条山战役的失败，撤退中与主力失去联系，高桂滋军部至申家沟与敌遭遇被冲散。偕数人隐身山中。时日寇悬偿10万元搜捕高桂滋。17军主力，派便衣寻高。虽未见人，也未闻军长遇难消息。适遇一阵亡伙夫，体形似高，即掩埋做墓，插木牌故写“陆军第17军军长高桂滋之墓”以惑敌。敌军信高已毙，报载消息，并附照片，不再搜捕。高得群众掩护，辗转月余，脱险归来。部队突围渡河，驻防新安。后调渑池，担任河防，高兼中条山游击总司令。32年（1943）调驻甘肃固原后，杜斌丞至固原避难高处，酝酿成立“西北民主联军”，不果。34年（1945）高奉调入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时，经章伯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17军两次缩编，继而发表高为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旋改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队由原在山东叛高投蒋的何文鼎接管，释高兵权。此后，高迁西安玄风桥私邸，深居简出，受到胡宗南特务的监视。友人戏称其为“高级犯人”，高则说：“宁为高级犯人、不做人民罪人”，并常以此论劝嘱旧部军官。高夫人叶慧珍曾为中共地下党员杨晓初存放电台。高挂滋本人也与杨晓初过从甚密，掩护杨晓初开展活动。在杨遭险时，为其办护照，赠手枪，使杨晓初身着国民党军服，佩少将衔，偕其妻平安转移赴沪。36年（1947），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前，拟任高桂滋为前线总指挥，高婉辞不就。9月蒋介石为拉拢起见，指定高为国民党四中全会中央候补委员。10月，杜斌丞被胡宗南、祝绍周杀害，高悲愤异常，输资托白伯英理其丧葬。38年（1949）夏，高被胡宗南裹胁飞往汉中，借口夫人有病，径去重庆。欲携眷赴香港，事泄未能成行。重庆解放前夕，高同弃职来渝的任之勋避入长江东南岸外国人医院，得免逃台之行。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朝鲜战争爆发后，捐献飞机一架。1954年高被选为全国二届政协委员。1959年元月9日病逝于北京。高桂滋不嗜烟酒，勤学习，喜诗词，善书法，有儒将风。对乡里乐于解束，三边外出就学青年多受其惠。民国17年（1928），陕北亢旱民饥。高捐助银洋万元，派副官返安边赈灾。翌年，又拨助银洋2000元，委托乡绅筹建安边职业学校，24年（1935）春回乡祭祖时，输资扩建安边小学。

       高桂滋原配范氏，早殁无出。继室董氏也病殁。民国1O年（1921）续娶叶慧贞。向居西安，西安解放后，曾捐资兴办幼儿园一所。任西安市政协委员，1981年病逝。

       石英秀（1891—1934），字子俊。靖边镇姬家坯子人。幼时家贫，曾入私塾念书3年。与表弟尚梁贵等至南山荒草滩“混事”，混起20余人。未久，石用计收编一股全副武装的流匪，石派尚英贵等暗杀匪首赫老二，又整顿队伍，兵员增至60余人。1925年，驻扎在靖边的任和亭营收编石部，封其连长。1926～1927年，石先后将扰民流匪赵有禄、杨猴小驱逐出境，石身材魁伟，双目炯炯有神，群众称他是“敢吞土匪的大眼壮汉”。1928年，石部被编入陕西骑兵旅2团。是年，靖边年馑，石资助县长牛庆誉银洋1千元，赈济灾民。1929年，石部调防靖边宁条梁。同年被宁夏苏雨生收编，任为旅长。为扩充实力，石多方招兵买马。陕北共产党组织借机派人加入石部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苏雨生率兵攻打宁夏，失败，投奔冯玉祥。石未去，驻军下马关、中卫一带。不久，马鸿逵于宁夏将石妻扣留，要挟石投降。石拒不归服。马鸿逵不愿树敌，释放其妻。同年，石部被兰州雷中田收编，石任旅长，驻防定西、静宁。驻陇期间，石与陇地马鸿逵部关系甚好。“九·一八”事变后，陕西行辕主任杨虎城派杜斌丞到石旅亲察，辩其优劣，后收编石部为陆军新编11旅，石为旅长。石旅各级官员多是陕北人，军中有一批共产党员。谢子长曾任该旅副旅长，高岗、杨霖曾任连长，康健民、牛化东、李树井等也先后进入石旅。石英秀染有吸食鸦片嗜好，戒烟后患病，1934年在北平病故。

       李子洲（1892—1929）名登瀛，字子洲，笔名逸民，出生在绥德县城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父李元贞，是个银匠。李子洲1917年获得地方公费资助，入北京大学哲学系，6年后毕业，李子洲进北京大学后，受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李子洲是示威游行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这以后，参加了李大钊同志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进步团体“新潮社”。1922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他与刘天章、魏野畴一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革命团体“共进社”，创办了《共进》半月刊。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大毕业回陕，在三原渭北中学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次年春，应杜斌丞先生之聘，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秋冬，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
    李子洲担任绥德师范校长后，聘请了杨明轩、常汉三、王懋廷、田伯荫、韩叔勋等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李子洲在绥师组织了共进分社，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共进》等革命书刊。组织了学生会学科讨论会、讲演会、辩论实习会、文艺演习会和陕北青年社，出版《陕北青年》刊物等，使学校的政治空气和学习热潮空前高涨。他还亲自为学生讲解《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李子洲到绥德四师时，该校党员只有他1人。不久，王懋廷、田伯荫分别由北方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命在陕北发展党组织。在李子洲领导下，1924年11月创建了陕北第一个党团混合小组，1925年初扩大党团混合支部，李子洲派王懋廷多次去榆林中学，将刘志丹、王子宜等人吸收为党、团员，成立了榆林中学党团支部，又协助呼延震东在省立延安中学发展党的组织。他还领导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1925年春，李子洲组织了“陕北国民会议促进会”，本着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创立了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和陕西临时省党部，帮助建立了绥德、榆林、延安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选派一批强有力的共产党员充实各县党部机构。李子洲开始重视军事问题。他与杨虎城将军关系很好。当杨虎城从榆林南下到达绥德时，子洲以个人名义宴请他，鼓舞杨虎城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并从四师抽派了一批学生前往杨部学习军事。中共北方区委帮助冯玉祥筹办军事政治学校时，子洲又给该校输送了一批学员。1926年12月，党调子洲到西安担任了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组织部长，并参与筹建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和创办中山学院。第2年2月，中山学院成立，子洲担任了副院长兼总务长，并经常给学员讲课。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子洲任组织部长。他和魏野畴同志主持召开了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半年，全省农会会员达70余万人，党员发展到2400多人，4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各地的工会、农会、小学教师联合会、西北青年社等组织如雨后春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常委兼组织部长。由于省委同中央的联系中断，子洲化装成商人亲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子洲到武汉时，正值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会议一结束，由张太雷向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听取了子洲的详细汇报，对陕西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李子洲携带着中央发给陕西省委“八七”会议的文件迅速返回，主持召开了陕西省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确定了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精神的九项决议案。会议选举新的省委领导机构，李子洲当选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由于省委书记在会上受到批判，继任后态度消极，省委的实际工作由子洲主持。1927年秋到1928年春，李子洲一度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领导和部署了震动陕西的清涧、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1928年秋，李子洲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代书记。1929年2月2日，由于叛徒出卖，李子洲被捕入狱。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装着来“看望”李子洲，企图软化他。李不为所动，宋问李为什么策划“暴动”时，李说“一是你们省政府门前的石狮子是吃老百姓骨肉的，二是你的警堂木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由于李子洲在狱中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于1929年6月18日病逝狱中，时年37岁。1942年，李子洲烈士灵柩由西安移回绥德城，安葬在北门坡下大路旁，墓前矗立起一座由花栏墙围起的塔式纪念碑，朱德为墓碑题写了碑名：李子洲烈士之墓。毛泽东主席在墓碑上题了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原绥德县立图书馆改名为“子洲图书馆”。1942年8月30日上午10时，绥德各界隆重举行了“子洲图书馆”成立大会。毛主席为：“子洲图书馆”题写了馆名，绥德专署制了一块大木匾，把题名刻写在木匾上，悬挂在图书馆大门上。1947年胡宗南进犯绥德城时，这一木匾被破坏，1948年林伯渠重书馆名，至今沿用这一手迹。1944年初，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原中共西川办事处取名为子洲县。1980年邓小平为付印出版的《李子洲》一书题写了书名。

       霍静堂（1892—1972），名致远，清涧城人，是省内名老中医。霍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伯父皆有医名，18岁时，随兄瑞堂正式学医。饱读中医经典，精通岐黄脉理。民国24年（1935），赴西安参加西京警察局举行的国医考试，获第2名，准许以“国医”挂牌行医。1940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建国后，任县医院副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中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先生行医60年，擅长于内科、妇科，尤精于脾胃病治疗。他认为：“治病必求其本，人之本有二，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母肥子壮，百病不生”。还强调“饮食宜清淡，不宜厚味油腻；宜温和柔软，不宜生冷干硬”。又说：忧思郁怒不能食，食之气结；热馍不急食，食之气逆；生冷干硬不可食，食之损胃；过饥过饱不可食，食之不化”。对饮食方法总结为“慢嚼细咽，饮后散步，怒不饮酒，醉不冷卧，夜不饱食，病必忌口”。先生重视人才培养，曾举办中医学习班4次，学生遍及榆林、延安、关中等地。他的行医宗旨至今为学生铭记：“心正意诚勤为医，不攀富贵嫌贫贱”，“不投所好轻谈笑，仔细诊断慎用药”、“仁人之心不可忘，贪财好利不可取”。先生终年80岁，足迹遍布陕北数十县，享誉陕甘宁蒙晋。遗憾的是先生早年忙于治病，未及著书，所书临床医案，也在“文革”中散失。

       李承藻（1892—1960），陕北著名书法家，字芹村，米脂城西街人。家贫，少年时在外祖父王寿昌家读私塾。民国初年，官费留学日本。以第4名考取名古屋大学，回国后短期担任米脂县立小学、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山西汾阳中学等处教员。少年时受外祖父严格要求，每日规定书写300字小楷，3张纸大字，终年不辍。他先习欧、虞，后习二王、李北海及郑文公、张黑女、史晨诸碑，真、草、隶、篆无所不能，尤工隶书，普通人难识的钟鼎古文，也能流畅挥写。其书法与绥德高鸣九⑦齐名，但风格各异；字体间架清新奇竣，笔力刚健，秀而不媚。出名后，仍勤奋练习，用黄土调糊当墨，秃帚作笔，在地上悬肘写字，县内官商富族多请他书写楹联条幅。抗战时期，县民主政权建立后，绅士民众请他题写“政在新民”四字匾额，赠县政府悬于厅前。他还爱好治印、绘画，人物、山水、花鸟皆通，以山水见长，用笔浓淡相宜，楚楚生色。李恃才傲物，不趋权势，也不善交际，为人书写，若一语不合，即掷笔而去。平素多牢骚，言语间与人争高论低。为富户写字，主人多用鸦片酬谢，渐渐习染恶癖，嗜毒成瘾。终于磨灭志气，潦倒一生，1947～1948年，寓居北京延安会馆。北京解放前夕，随人流落台湾，不善仕农工商，寄人篱下，写字混日。据传有《风乘小影》300则遗留。

       张登阁（1893—1946）字相臣，府谷县人。晚清秀才，民国初年于榆林殖边学校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保定讲武堂炮科。讲武堂毕业后返回府谷，筹建民团，任府谷民团团长。供职不久，因与大豪绅甄某等哥老会头子不睦，便弃职出走河南，任高桂滋部炮兵营长。一年后因故返回陕西，出任佳米绥清吴5县禁烟局长，接着又改任为府谷县建设局长。因怒打侵吞教育经费的前府谷教育局长吴某和贪赃枉法的苏某，被县政府关押刑讯。后越狱转赴河南开封，面见冯玉祥将军，随即放任河南安阳县（一等县）县长。张上任后积极推行国民革命北伐时期的新政。一次，因修路拆毁了当地一个土豪的墓碑，张先生被其上告。不料省里来员处理此事时竟与原告沆瀣一气，竭力袒护其恶霸行径。登阁向来心不容邪，更容易激动，便挥拳怒打省里来人，张因之被免职调省查处。后虽昭雪，但却改任了林县（三等县）县长。上任不久，便辞职返府，出任府谷县财政局长。一次，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向府谷摊派公款30万元，张坚决主张其中的一半由县内富商豪绅负担，因此激起富商豪绅对他的极端仇视，他们先是收买雇用数十名打手高呼“打倒张登阁”的口号冲到县政府公堂欲痛打张，在史县长等众人的喝令周旋下未遂，继而罗织罪状多次上告，张被免职。随后，张前住河北投方振武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喜峰口抗日战役。不久，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创建抗日同盟军。张出任同盟军第一师师长，曾率部参加了收复日伪占领下的察北重镇多伦的战役。当时，抗日同盟军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经费奇缺。张毁家解难，得3000余元，捐献给抗日同盟军。后来，同盟军被蒋介石武力解散，张登阁等被扣于国民党北平行营宋哲元总部。不久被遣回。张两手空空地回到府谷后，为维持生计，只得变卖家产，土地几十亩及地毯、怀表、皮箱等物。到后来，连他十分喜爱的《百子全书》、《辞源》等书籍字画也一一变卖以养家糊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毅然将18岁的儿子送往抗日前线，后牺牲。1946年1月，张登阁辞世。

       常汉三（1893—1943），名士杰，字汉三，1893年3月22日出生在绥德县常家沟村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经蔡子明先生推荐，常汉三到缅甸仰光华侨学校任教，回国后任陕西省立第一师范、私立咸林中学教务、训务主任等职。1924年应李子洲校长的聘请，与杨明轩一起来绥德，担任了陕西省第四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杨明轩任教务主任。这3人在群众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绥德三杰”。

       他在绥师任教期间，受到共产党员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何寓础等的宣传感染，于1926年秋，与杨明轩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李子洲离任后，常汉三接任绥师校长，并担任了学校党支部书记。1927年8月4日，中午，应高伯定之请，常汉三、罗端先，蔡南轩、关中哲、雷五斋、杜少西，还有县长韩卓儒，都在高家吃饭。一会儿，有几个士兵向里窥探，随着进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向韩县长、常校长寒暄一番后，拿出省长宋哲元的一纸公文，下令将蔡南轩、关中哲予以“正法”。根据这一指令，当即将蔡、关、雷五斋、赵少西4人拘留起来，同时有人报告，绥师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常汉三闻讯后，立即赶回学校，站在包围搜查的士兵和被搜查的师生中，拍着胸膛大声宣布：“学校没一个共产党员，若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枪毙我！”国民党军官在常校长宣布之后，只说了声“学校搜查过了，也没什么。”草草收场。但被拘留的4教师被逼离开绥德，四师被查封。常汉三也被约法三章（三年不准离开绥德；不准在教育界任职；找三家商号作保），离校回了家乡。1930年初，应省教育厅长杨明轩之请，前往西安，担任了省教育厅督学。1932年任汉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7年初，常汉三担任了三原县县长，这期间曾秘密为八路军支援军服500多套，受到彭德怀的赞扬。1938年，奉党的指示，常汉三与杨明轩等打入国民党的第38军，在官兵和民众中间做抗日工作，深得军长赵寿山赏识，从此双方结为好友。不幸是常汉三患了咯血症（肺结核），在赵寿山的关怀下，于1940年前往赵寿山的家乡户县，整顿赵寿山出资私立的善慧小学，并吃住在赵寿山家里，休息养病。稍好后，1942年担任了38军军部军法处长。1943后9月8日，在河南省荥阳县苏寨村病危。常汉三把仅有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他的勤务员，其他衣物全送给朋友作为纪念，并要求不要给他另制寿衣，就穿身上的抗日军服，死到那里就埋到那里。下午1时，常汉三安详瞑目，时年50岁。常汉三逝世后，友人赵寿山派人扶灵安葬在华山脚下，并在常汉三遗照上题了字：予友常汉三平生公明，勤廉持正不阿。杨明轩奋笔疾书了《绥德常汉三先生墓志铭》，请蒲城有名隶体书法家王菊人先生书丹，由匠人精刻在一块大理石上。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出资并派人协助家属，将常汉三灵柩由华山脚下移回家乡常家沟村。

       李宝忠（1894—1954）字健侯，父蕴华为清末进士，曾在四川做官。他生于四川，18岁返回米脂，放浪形骸，人称“李三少爷”。壮年时曾游历山西河北等地，归家闲居，读史、绘画、悠闲度日收集披阅了多种正史杂书、稗官笔记、州府县志，萌发为同乡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立传的念头。便于1926年动笔著书：以李自成生平事迹为主干，穿插黎民疾苦、明廷政事，撰写成一部40回本38万多字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为书稿出手，经过4年苦心经营，3易其稿，6次抄缮，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1942年，书稿手抄本由李鼎铭带到延安，毛泽东主席读后提出客观评价，建议以新的历史观改写，因多种原因未实现。1934年，李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建国后病亡于西安。1984年，《永昌演义》由新华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全国。

       吴满有（1894—1959）横山石湾镇麻地沟人。出生农家，体壮有力。1928年大旱，他携妻女背井离乡逃荒到延安的吴家枣园，租种土地度日。1935年冬，红军到了延安，吴满有分得了土地，自种自吃，生活开始有了盈余。但翻身不忘本，积极多打粮支援边区。1941年，他共种33亩地，交公粮14.3石，草1千斤，还买公债150元、公盐代金665元。因此，延安召开劳动英雄大会，会上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王震将军还送给他了一顶毡帽。从此，吴满有成了新闻人物，介绍他的文章，以他为主体的诗歌、陆续出现，于是奖状、奖品、奖章等荣誉不断。边区政府号召“向吴满有看齐”，各县也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吴满有运动。他出席各种会议，并接受毛主席的委托，让儿子毛岸英在他身边锻炼。

       大生产运动中，他去南泥湾指导播种，并陪同旅团首长察看庄稼，亲送自己的儿子参军。1947年2月又随延安各界去吕梁前线慰问，同陈赓同志欢晤，旅长周希汉还以司登式手提冲锋枪一支相送。就在这年胡宗南向边区大举进攻，吴满有参加了西北野战军，担任纵队民运部副部长，随军转战于陕北和关中。1948年7月，吴满有在宝鸡战斗中被俘，而7月20日国民党中央社即播发了他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变节自首，使这位显赫一时的劳动英雄名气大败。南京解放后，他回到延安。1959年3月病故。

       王光荫（1894—1939），字雪樵，号一笔居士，神木城关人，肄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陕西督军李根源秘书、府谷麻地沟县丞等职。因与当局政见不合，1924年退隐家乡，竭力宣传新文化，倡导女子放足。后以驻军骑兵旅长高志清代表名义出游南京、西安等地，直至1930年才赋闲家居。王光荫矢志书法，自幼临摹各家字帖，后来遍游各地，饱览古今名家墨迹，揣摩溶揉达30余年，融魏隶于一炉，所书古朴自然，形神俱佳。1936年赴北平笔会，名列第7，在陕与李棠、于右任齐名，其墨迹皆署一笔居士、寒鸦、默庵、雪山樵夫等，留传于北京、南京、内蒙古、榆林、神木等地，被人们所珍藏。王光荫学识较丰也娴于诗文，然不轻于写作，所书屏联多前人佳句，间有自撰者，如：“宁与渔樵为小隐，不随莺雁逐波尘”等，表露了他不甘随波逐流，却又找不到光明的矛盾心理。1939年病故于内蒙古扎萨克旗，终年45岁。

       高协和（1896—1941）原名增俭，米脂城西街人。1911年入西安陕西高等学堂。1915年东渡日本，考入庆应大学，毕业时获学士学位。1919年归国返乡，不久，赴天津作《益世报》、《庸报》编辑。1927年担任河北《民国日报》天津分社社长，1930年前后，任华北水利委员会秘书、唐山交通大学、北平法商学院教授。日寇侵华，离天津返回陕北。1934年夏出任复建的绥德师范校长。他爱护学生，治校严谨，作风民主，主张学术自由。学校发给学生的津贴费常发生困难，便亲自出面奔走，筹集资金，免除贫寒学生失学忧虑，深受师生敬重。1935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革命青年，借口在学校发现反对绥德专员杭毅的传单，胁迫校方清理共产党员，高协和严词拒绝，杭毅恼羞成怒，密告省教育厅免去他的校长职务。他以“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为立身格言，他不拘形骸，惯于旧帽旧鞋，安步当车，人们说他是“布衣侠风”。1937年任陕西省政府参议后，不愿攀附国民党贪官污吏。疾首时局，常常借酒浇愁，酒后“纵横古今，褒贬百代”，评议政事，当政者十分恼火，致使家境日益窘迫。1939年送家属回米脂，曾在延安拜会毛泽东等。1941年秋，赴西安医治肺病，无效而亡。临终赋诗：“秋雨连绵逆旅愁，午夜犹思人间苦；病躯昂首向北望，战马长嘶解民忧。”对共产党寄予厚望。

       高冠杰（1897—1944）字伟伯，铜川煤矿第一任矿长，米脂西街人。先在西安三秦公学留日预科就读，1924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1928年回国，在焦作李河煤矿⑧任工程科长，平易近人，注重矿井安全，关心矿工疾苦。一次为本矿领工资，路遇劫车，拦路者见他在车上，立即放行。

       1937年，闲居北京的高冠杰回陕西省作省建设厅技正。次年开始参与同官（今铜川）煤矿的勘探设计与筹建工作。1939年9月30日受聘为同官国营煤矿第一任矿长。满怀“实业救国”的理想，四处奔走，为新建煤井购置锅炉、发电机、绞车等先进机械设备。在开新井的同时，接收、恢复、改造原有私营小煤窑，使三里墩、五里铺、七里铺、史家河、小河沟、灰堆坡等处迅速兴旺起来。他广招人才，先后从焦作、登封煤矿和陇海铁路局聘请了胡备三、孙冠英等一批工程技术骨干。发现出校不久的孙肃灿颇有才干，即委托技术重任。后来，孙因人事纠葛打算离矿，他又再三挽留。同官煤矿1940年产煤仅2万余吨，1944年已达17万吨。他为人正直，简朴廉洁，对上不阿谀逢迎，对下不拿架子。同官绅士、小煤窑主寇聪僧等人提议在西安赠送他一处宅院，被婉言谢绝；始终把家安在妻家。他经常亲自下矿检查安全设施。52岁时因积劳成疾，病逝西安。遵照他的遗愿，灵柩运回同官，出殡时工人停立路旁，含泪送葬，场面悲壮，后工人自发集资在矿部公路边建亭立碑纪念他。

       白明善（1897—1932）字乐亭，号复，清涧高杰村人。1923年考入绥德师范，1924年10月加入共进社，积极协助李子洲等筹建陕北青年社，被推选为该社负责人，创刊了《陕北青年》。是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夏，赴上海大学深造后，在中共中央发行部工作，负责印发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无产阶级政党之建设》。1926年8月20日，被派往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此间，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击溃了刘镇华部对西安8个月的围困，白明善即被调往冯部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参加《新国民军》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出席了陕西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927年7月，奉省委指示秘密离开西安，任清涧驻军石谦旅的军支部书记。农历8月I5日，石谦遭陕北军阀井岳秀暗杀，他即与谢子长、李象九等率部千余人在清涧起义。义军攻打宜川失利，至交口镇又遇强敌，白腿部中弹。几经周转，往山西汾阳教会医院治疗。1928年4月，被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推选为陕北特委候补委员兼绥德县委书记。1929年2月，在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执委和常委，兼任米脂县委书记和三民二中支书，时值陕北饥荒，即领导饥民进行反饥饿斗争。四五月间，主持了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纠正了特委代书记杨国栋的右倾错误。1930年在家养病，病愈后奉命赴天津、北平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元宵节之后，在清涧城亲戚家，因叛徒告密被捕，解往榆林，被处以绞刑，时年36岁。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列入《中国共产党死难烈士英名册》。

       田作勤 高尚信 田作勤原名振业（1907—1931），高尚信，又名志诚（1909—1931），两人均毕业于第四师范（即绥师）为同窗好友，都为共产党员。民国19年（1930）腊月，田作勤与绥德的高岐山、河北的王庆恒等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回到安边。时安边驻军系榆林镇守使井岳秀所属高志清骑兵师的张鸿儒团。张氏父子，恃权仗势，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作为安边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高尚信，久有除奸之志，只因力量单薄，未能大动。田作勤等人到来，高尚信喜出望外。遂积极策划，周密部署，欲以兵变方式，瓦解张团。

       为了筹集活动经费，田作勤典卖了家中的田产，与高尚信利用拈香结拜等形式，经两个多月的积极活动，做通了张团内不少官兵的工作，就连张鸿儒的勤务兵李廷甫也答应在兵变时亲手干掉张鸿儒。但是，兵变前夕，李廷甫动摇，遂向张鸿儒告密。20年（1931）3月29日1O时许，张廷芝、张廷祥弟兄分头出动，将田作勤、高尚信逮捕。李廷甫知道的张部班长雷士五、张廷祥的勤务兵马某也同时被捕。敌人将田、高拉到团部。张鸿儒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要他们供出同谋者。田、高二人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历数张氏父子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罪恶事实。张鸿儒恼羞成怒，将田作勤、高尚信等拉到祖师庙院，吊在木瓜树上，命令士兵用香把子蘸油烧，用烙铁烙，用鞭子抽。田、高二人未供一词。下午2时许，田作勤、高尚信等4人被枪杀于安边西门外。1945年10月，驻守在安边的国民党新1军第11旅通电起义，安边和平解放。经三边分区行署专员吴志渊批准，追认田作勤、高尚信为革命烈士。

       高吉人（1899—1979），祖籍米脂，父辈迁于靖边王渠则。黄埔军校毕业。1940年，高迁任至国民革命军200师副师长。未久，200师赴缅甸抗日。一次战斗中，师长阵亡，后该师至印度，高接任师长。同年，复赴缅甸。在一次残酷的反歼灭战中，高部痛击日寇，战果辉煌。国民党《中央日报》曾以“功立域外，誉满临邦—200师在缅抗倭获捷”为题头版头条报道。高自缅归国后，历任第7军副军长，70军军长等职。淮海战役后，高化装潜逃，经重庆至上海，携眷属奔台湾。后历任台湾金门、马祖驻防司令、台北城北区驻防司令。高爱好书法、诗词，在缅作战中同乡张汉光阵亡后，高曾作“健儿远征是汉光，芦船直指海东洋……”以表怀念。1979年，高吉人病故于台北市。

       马师儒（1888—1963）教育家。字雅堂，杨家沟人。1906年进绥德中学堂。1907年考入上海同济医工学校。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留校任教。1920年去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教育学、心理学，4年结业，获教育博士学位。此期间撰写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孟子、王阳明、颜渊等有关心理学论文，刊于德国教育杂志。随后转瑞士苏黎世大学再读哲学、心理学，钻研裴斯泰洛奇教育学说。3年后再度获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相继任上海劳动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1933年在北师大将自己积存多年的德文教育杂志、教育专著19箱捐赠给校图书馆。1942年在，任西北大堂，文学院长时，因父丧从城固回米脂，路经延安拜会毛泽东主席，互相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对毛敬意颇深。参观延安后，应邀在抗日军政大学公开演说，高度赞扬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告别时，对边区教育厅长贺连城畅谈观感，认为“边区虽小，有新气象”，“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象个破落户”，“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

       他的延安之行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返校不久被免去文学院院长职务并被通缉。他书写文天祥《正气歌》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后被校方解聘。1946年，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镇压学生自治运动遭反对，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起用马师儒任校长。因支持学生进步活动，抗议当局迫害学生，被国民党特务视为眼中钉，后被迫辞职。1949年应四川大学之聘，赴成都讲学。建国后，回西北大学任教。1954年起任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大教育系教授、教育研究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后任西安市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委员。编有《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以及《中国古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初稿。晚年仍勤奋学习，在日记中写道“小子有何能？学愚公，辛勤，辛勤，莫负此心！”

       曹颖僧（1888—1962）又名思聪，号“圁滨山人”，横山县响水堡人，精通西夏文字。父子正（字端卿），前清拔贡。颖僧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赖其舅父鱼丕谟之教诲，又拜在名师齐登榜、马永良门下，后进怀远高等小学堂，继而投考榆林中学。1909年经县、府选送西安两级师范深造，于1913年毕业归来，适逢省都督府招收官费留日学生，颖僧以第17名被录取。到日本后，就读于东京私立政法学校，1915年肄业，3月间归国。从上海上岸后见各列强租界林立，甚为痛心，于是，隔月余，再度去日，发奋攻读，以求救国之道。此间，接触了东京各阶层人士，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以探讨救国方略。1917年7月下旬回国。返里后，跻身政坛，1918年即出任陕北联合县立中学监学，并开授法制经济学。1920年再任陕北道视学，于1921年由省选送北京内务部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学习，半年后归里任陕北地方自治讲习分所教务主任兼陕北各县自治监察员。1922年被选为陕西省议会第三届议员，兼陕西省政府参议。1927年出任定边县县长。1931年改任神木县县长。1932年，出任陕北公路工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4年任陕北赈务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横山县志》的编辑主任。1940年应聘为国民党陆军第86师司令部参事，兼职绥德师范学校史地教员。1942～1946年为绥师（校址迁响水）历史教员，又兼定惠渠水利工程处协办。1953年应聘为省文史馆馆员。

       先生一生酷爱文史，积多年之功，为家乡修纂了一部县志，并著《延绥揽胜》，即使到了晚年，仍不知老之将至，著作不倦，还纂就了《西夏文史荟存》3卷存世。1962年3月，病重，在弥留之际还感叹“出生于封建社会，成长于动乱岁月，报国有心，志犹未了”。

       霍子乐（1898—1967），绥德城人，1937年12月，八路军陈奇涵司令员率部进驻绥德，霍子乐积极倡导为八路军募捐寒衣代金，并带头捐助白银2000元，为全县之首。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黄河东岸炮击宋家川，河防吃紧，霍子乐又倡导地方募捐抗战资金，并带头同国民党绥德专署专员何绍南斗争，将筹集的2千元捐款全部交给陈奇涵司令员作为购买军需给养之用；他又利用自己家中经营的商店，为八路军购买布匹、代购粮草。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出了“限制异党活动案”的指令。何绍南如获至宝，煽动地主栾文山组织请愿团，假借民意，向四处拍电报、发请愿书，要求八路军撤出绥德。霍子乐反其道而行之，组织进步民主人士，起草了真正代表民意的请愿书，并电发重庆、延安及全国各地，说“共产党抗日有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该撤离”。由于霍子乐同陈奇涵、王震的关系密切，致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大为震怒。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密电何绍南逮捕霍子乐；中共中央获悉电文，通知绥德警备区保护霍子乐的安全。陈奇涵、王震将霍子乐在警备区里保护了40多天，才使何绍南的阴谋未能得逞。1940年，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抗日政权，成立了边区参议会。霍子乐被选为参议员。此间，他根据陕北的自然条件，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在陕北大力种树、发展畜牧业和棉毛纺织业，搞活经济，战胜困难的主张，受到边区政府的赞扬。新中国成立后，子乐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陕西优良品种“秦川牛”濒临灭种，便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保护和发展秦川牛，解决耕畜困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建议，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称赞和支持。

       霍子乐是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早在他求学于北京法政大学期间，就接受“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影响。毕业回绥德，便同李子洲共同创办了绥德师范，并担任第一任绥德单级师范义务校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于他对革命的同情和利用他同河南军务帮办公署的关系，曾积极营救、掩护过共产党干部白寿康、齐渭川等。霍子乐从1939年投身革命起，他曾先后任过绥德专署建设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建设厅副厅长、厅长，农业厅长等职。全国解放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秘书长，政协陕西省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陕西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7年病逝于西安。1978年，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为霍子乐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常黎夫致了悼词，霍子乐的骨灰，现安放在西安市革命烈士陵园。

       子乐弟仲年、元丰，早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子济仁，介智，女霍楷，济正，儿媳刘云、王桓等均于1938年起先后参加了革命。I947年胡宗南军进攻陕北，侵占了绥德城，霍子乐全家随共产党军队撤退。他的家被胡宗南军队放火焚烧，他在绥德城里的铺面等被宣布为“匪产”。

       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市人。从军40余年，有政治眼光，被中国共产党誉为：“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党外亲密的战友”。邓早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在陕西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8年他和胡景翼等革命党人，在三原创立靖国军，响应护法运动。1924年，参加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1932年应杨虎城将军邀请，出任新一军军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积极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在事后竭尽全力保护杨虎城的安全。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出任国民党21军军长，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坐镇榆林，驻军与陕甘宁解放区毗邻。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共产党密切联系，共同御敌，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安全，并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毛主席曾致信称赞“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抗战初期，为了便于联络，他在绥德设立办事处，并指示部属，“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中国共产党多次派王震、南汉宸、杨明轩等同志来榆林与他联系。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从南西进攻陕甘宁边区，电令邓封锁边区，进行围剿。他借故离开榆林，实行抵制。胡连连发电催促，他拒不返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王震司令来榆面见邓宝珊，重申了“互助互让”原则；毛主席致邓亲笔信，讲明民族大义，他慨然接受，并积极活动，致使1942年陈长捷重兵北犯阴谋失败。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当蒋介石电令他绕道宁夏到重庆会见时，他有意经过延安，并停留多日，受到毛泽东、朱德总司令等人的接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对蒋介石悍然发动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内心不满。在与朱总司令信函往来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1948年底，平津战役期间，他应傅作义先生电邀，到北平与傅共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担任傅的全权代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并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检阅人民解放军。1949年，邓宝珊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协助傅作义、董其武先生完成了绥远国民党军队和平改编任务，建国以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68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

       曹又参（1900—1962）原名汉杰，人多从其字称。横山雷龙湾乡大西沟人。就读于横山一高，继进榆林六中，卒业于北京国民大学。1927年，因不堪忍受军阀井岳秀的统治，毅然参加“倒井”运动。后事不谐，被迫投笔从戎，寄居国民党11旅某亲朋处，先后任参谋、特务营长、第一团团长等职。1943年，通过苏建儒和高岗的关系，与中共西北局取得联系。西北局当即拨付60万法币作为该部补助，让其活动。1944年旅长陈国宾逝世，二团长史钫城（复兴社分子）垂涎斯缺已久，与之展开激烈竞争。而一团官兵人心向曹，嗣后邓宝珊军长善于择贤，着曹又参全权署理全旅事务。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有意将曹调往榆林总部，企图对11旅以武力进行整编，遭曹抵制，终为左协中扣押。此时共产党11旅地下党组织紧急研究决定，并由牛化东任总指挥，布署起义，于12月25日拂晓，在警三旅的协助下，起义成功。史钫城兵驻宁条梁，意欲顽抗，双方剑拔弩张，战斗一触即发。邓宝珊见形势不妙，只得释放了曹，让他全权处理。曹想亲往说服史钫城，被警三旅贺晋年劝阻，终用军事手段攻下宁条梁，当场击毙史钫城。曹所部被编入八路军的新编第11旅，曹仍任旅长。不久，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握着他的手说：“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1947年经贺龙介绍，曹加入共产党。建国后，他出任宁夏军区司令员，于1962年病逝。

       李志洁（1902—1972），名士俊，陕北榆林县城人。其父李殿祯，自由职业者，以卖烧饼为生。李志洁1918年考入陕北联合中学，1927年考入西安中山学院，不久学院因“赤化”被封，当即受聘省建设厅任科员、省民政厅会计主任。1929年出任吴堡县公安局长。时值陕北大旱，饿殍截道，他积极活动，接运粮食赈济灾民。1931年经杜斌丞提携，在兰州供职。曾担任几个县的政治视察员、灵台县长。1933年甘肃省政府变动，遂辞归西安，时常在榆林会馆与张德生、常黎夫、贾拓夫等人论及时政，并多次冒险保护革命者。1936年“西安事变”后，经杜试丞、常黎夫等人推荐，林伯渠、张德生等人帮助，任宜君县长。期间正值国共合作，双方军政要员频繁往来宜君，他竭诚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八路军秘密提供粮秣军饷；1938年国民党以“附逆有据”被撤职。1943年，受国民党新编11旅旅长曹又参之聘，先后出任该旅驻榆办事处主任、军法处主任。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周济信，马绍良等人密切联系，并受中共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之托，积极串连、策动起义。1945年10月，曹旅长毅然率部起义，他携同曹来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宴请。1949年6月，榆林和平解放，他先后出任榆林市副市长、榆林县副县长、县长。1959年调任专署民政局局长，创办了社会福利院、敬老院。为了创办两院，他向社会各界呼吁，征集资金；并亲自调查，勘探院址，将社会上鳏寡、病痴，老弱病残者收容进院，1960年，先后担任榆林农学院院长、农垦管理局局长，兼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备受折磨，于1972年患癌症病逝。榆林各界隆重悼念，称赞他是共产党忠实的“诤友”。

       马济川（1900—1977）名汝辑，字济川，米脂杨家沟人。1921年以公费生赴京应试，同时被北师大、北大录取，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过进步团体“共进社”。1925年毕业返榆林中学教语文、历史，后任教务主任、校长。1926年由同学马云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白色恐怖袭来时，掩护过李力果、刘澜涛、张冲等。1930年春任省立绥德第四师范校长。当时中共绥德党组织执行“左”倾路线，要在学校召集党代会、组织学生游行。他思考再三，认为弊多利少，不肯答应。被批评为“右倾”。四师抵制国民党反共教育，当局对他十分仇视，省教育厅以开会名义召他到西安遭软禁。被判了3年徒刑。后经杜斌丞营救出狱，在省立西安高中任教。1932年赴兰州，先作报纸编辑，后在兰州师范、女子师范教书。1938年返回米脂，任民众教育馆馆长。这期间，其组织介绍信遗失，中断组织生活。1940年，陕甘宁边区米中成立，马济川出任校长。1943年出席延安文教大会，毛泽东、周恩来赞扬他办学有方。1946年任延安中学校长。1948年任延安大学教研室副主任，在此重新入党，不久任延大一分校（韩城）主任。建国后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副校长、甘肃文教厅副厅长、省文化局局长、甘肃省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1978年7月20日平反，在兰州华林山举行了追悼会。

       汤中甫（1901—1967），又名若斌，登科。定边县白湾子乡天池塘人。民国12年（1923）在榆中读书时由张肇勤、李登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共产党员。被派榆林惠记工厂搞工运，因当局查究甚严，工作不易开展。时值杨明轩在榆组织国民党，经组织决定，与李象九、谢子长、史维然、高岗、王尚德、曹力如、贾拓夫、王子宜、赵通儒、张金印等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民国15年（1926）初，汤中甫、周梦熊、丁子齐等人组成第一个中共定边小组。当年，吸收郭子范、牛化东、范学圣等入党，扩为支部。16年（1927）夏，汤与丁长齐将盐务局局长刘玉山私运之大烟稽查扣留。适逢国民军一军师长张万庆率部途经定边，将汤等3人逮捕，严刑拷打，扬言于端午节处决。经绅士佘定九、刘文卿、县长丁鸿藻等竭力周旋，贿银洋3000元赎释。17年（1928），党组织派米脂中学刘鸿飞（澜涛）来定，领导定边支部工作。不久，因闹学潮被当局发觉，汤及时协助其出走脱险。翌年，绥德特委被破坏，定边支部因失去领导而停止活动。25年（1936）定边解放后，汤又在定边市政府帮助工作，意欲恢复党籍，市委书记康建熙称：“陈独秀属托派，那时的党员怎办，还很难说”。汤看无望，便借故请假回家。路遇国民党安边团队大队长孙宝山率兵20余众，押红军和群众数十人，力劝汤反水，汤以释放全部押解人员为条件。孙以汤名声颇著，有文才，反复斟酌后答应汤的要求。汤即连夜随孙至安边，任国民党定边县肃反会文书。不久，安边城防司令王子元（汤的同学），委任汤为铲共义勇队大队长，同周桂堂在南山一带游击。同年7月间，配合安边驻军张子英部，在韩渠、秦湾与红军两次作战均败，团队被打散，汤回家务农。26年（1937）秋，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专员王子宜调汤到定边县政府三科工作，专管各区冬学。不久，汤即辞职，返家务农。28年（1939）冬，王子元再起，派人将汤找至安边，偕往蒙地组建绥东军，王为司令，汤任军需。越2年，王部调靖宁改编，归胡宗南管辖，疑汤为共产党员，软禁两月，未得实据，放回原籍。时因人才缺乏，中共定边县三区区委书记贾生财调汤中甫任小学教员。次年任定边完小校长。36年（1947）马鸿逵部占据定边。边区政府撤至南山，汤改任三边专署三科副科长。此后数年间，多次要求恢复党籍，终因历史问题难以澄清未果。1949年，定边光复后任三边公学中学部主任，后改称定边中学任校长及定边县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春，汤中甫复向党组织呈送入党申请书，不久获准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冬，因历史问题，清洗回家，划为地主成份，交群众监督改造，于1967年病故。1979年平反昭雪。

       刘复汉（1902—1947），米脂小寺则村人。上过高小，当过小学教员，1925年后务农兼小贩，1928年任保长。1934年春，红军开辟米东“苏区”，他投机革命，当上镇贫农会会长、红军经济员。年底，组织向他募款，已心怀不满。国民党军队四处围剿红军，白色恐怖笼罩米东时，经不起县铲共后援会头目恐吓，秘密自首。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村骚扰，为掩人耳目，自献“苦肉计”受吊打。旧历腊月28，中共米东县委委员聚集小寺则开会。他假装上坟，溜到吉镇去向国民党营长李登科告密，领两连敌兵包围了村庄。乘夜色冒充红军四支队叫开寨门。敌兵一拥上寨，枪声大作。他领路捉住县委委员牛营清、常在金。县委书记郭文华、委员艾楚南、区委书记马汝翼等突围跳下寨墙，汝翼当场牺牲，郭文华摔伤了腿。牛、常受酷刑自首，米东县委遭受严重破坏。1年后正月，刘又带领敌兵到刘家山和佳县白家硷捕获红军高文生、刘裕厚、马正元，加以杀害。而后担任了铲共义勇队中队长，扬威于佳米两县交界各村，召集保甲训话，吊打群众20多人，强迫交待红军行迹。1935年7月，乘红军4、6支队转移到圪凹店村，又去吉镇搬来敌兵，使5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遭杀害。他加入国民党肃反小组，死心塌地给肃反委员会高仲谦、孙绍山当走狗，到处刺探红军情报，作反共宣传。抗战开始，米脂民主力量增强，才收敛蛰伏下来。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陕北，又喜形于色，蠢蠢欲动。县务委员会批准将其逮捕，送县保安科审讯关押。11月12日，桃镇区在姬家岔召开1300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受害红军家属和群众愤怒控诉刘的累累血债。群情激愤，乱石将其砸死。

       王瀛（1902—1927），又名义昌，字海峰，神木城人。1923年春，王瀛靠舅父资助赴太原，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同年秋，王瀛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1924年转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太原地委宣传部长、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学生运动委员会党团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等职。1925年，王瀛与傅懋恭（彭真）领导了“五四”以来山西最大的“五·一八”学生运动。时山西督办兼省长阎锡山为筹军费，在农村强征房税，晋城乡民群情鼎沸。5月18日，王、傅指挥山西大学、太原一中、进山中学等校万余学生在文瀛公园集会。会后游行示威，捣毁省议会，进而围督办公署，斗争持续4小时。阎锡山恐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下令停征房税。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发生后，王瀛参与“太原各界沪案后援会”（后改名“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会”）的领导工作，并与傅懋恭等创办《铁血周报》（后改名《雪耻周报》），公开揭露北洋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大革命时期，王瀛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1927年3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会上，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公开污蔑共产党“反对孙总理，搞‘共产共妻’”。王瀛当即予以回击，指出一些国民党人“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对总理遗嘱背得很熟，就是不执行。”会后，韩克温、苗培成雇用打手砸了太原总工会。14日，王瀛、薄书府（薄一波）等指挥学生和进步工人，捣毁韩克温控制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和苗培成的平民中学校长办公室。15日，以太原总工会名义，公审了韩克温、迫使其低头认罪。“四·一二”政变后，阎锡山立即实行“清党”，严令通缉王瀛等12名共产党员。6月，王瀛与妻子朱志翰等4人离晋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武汉，王瀛代表山西学联参加了全国学联代表会。会后受临时中央局书已瞿秋白派遣返晋。在崞县（今原平县）与朱志翰一道被逮捕。中共山西省委闻讯立即设法营救，但机密泄露，未能成功。王瀛入狱后受尽折磨，他对已怀孕的朱志翰说：“我这次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死我一个没有关系，我们的人很多。总有一天，我们的刀子会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他鼓励妻子：“如果可能的话，你要争取活下去，一定把孩子带大。继承我们的事业。”1927年10月11日，王瀛被押赴太原新南门外刑场（今五一广场）。途中王瀛向群众讲话，刽子手忙用破布塞住他的嘴巴，他仍挣扎着要讲，不少围观群众被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动得流下热泪。王瀛就义时年仅25岁。建国后，王瀛的遗骨安葬在山西省革命烈士陵园内。

       刘韶华（1902—1938），乳名来福，字春园，吴堡寺沟村人。1915年考入吴堡高小。1919年考入省立榆林中学，深得校长杜斌丞赏识。杜曾购书赠读，资助学费，勉其成才。1924年，考入北大数学系。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因贫困辍学到米脂三民二中任教，任教导主任和学校共产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发展党员、共青团员，壮大革命队伍。1929年，复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深造。此间，他读《共产党宣言》、《哲学》等书，探讨革命理论。不久又因贫困休学，到北京慕贞中学任教，积蓄资金又入北京大学学习。1931年北大毕业后，先到吉林宁古塔四中教书，未找到党组织而脱党。后到西安高中、西安女中任教。西安事变后，任绥师校长。他积极支持学生闹学潮，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曾发动学生游行、讲演、张贴标语，宣传抗日。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白焕亭派军警抓捕进步师生，封闭了学校。刘于1938年重到西安高中任教。胞弟刘东园（柳青）随之到西安高中上学。他不时指点，传授革命思想。1938年，日本侵略者空袭西安，学校遭轰炸，刘韶华罹难，时年36岁。1939年1月10日，绥德各界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悼念他。

       李有源（1903—1955），农民歌手。佳县葭芦镇张家庄村人。少时家贫，祖父和父亲都以租种土地、打零工过活。李有源13岁时，在刘家沟外婆家冬书房学习《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此后，利用去县城挑大粪的机会，到县立高等小学听课，并主动给学校烧水、扫院、筛炉灰，取得旁听生的资格。他聪颖好学，多才多艺，爱画画、弹三弦、编民歌、唱秧歌，深得教师喜爱。壮年后，因家中生活艰难，开始放羊维持生计，利用放羊机会，看书习字，编唱民歌。1942年冬，编《移民歌》时，用“骑白马”调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侄子李增正当时移民延安，这支歌从佳县、米脂、绥德一直唱到延安，后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加工，就成了《东方红》。1952年，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创作代表会议，获得了奖旗、奖章和奖金，被誉为人民歌手。

       汪铭（1903—1931），字卿盘，神木城人。1920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接受马列主义，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与王瀛、张友清等共同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汪铭受派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宣传部工作。“四·一二”政变后，他临危受命，任省委特派员赴祁县、介休、平遥、太谷等县搞地下党的工作。不久即打开局面，正式建立中共祁县县委。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机关也迁至祁县。临时省委霍州会议之后，汪铭赴中央汇报工作。行至开封，获知山西省委遭受破坏，当即返回，着手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1928年夏，中共山西省委重新建立，汪铭当选省委委员。不幸省委又遭破坏，汪铭脱险后即赴中央汇报情况。1929年，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重返山西，恢复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他首先在太原纺织工人中恢复党组织，不久建立了中共太原市委并担任市委书记。之后又到河东地区组建了中共河东特别委员会，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借粮分粮斗争，并设法开辟了太原监狱中党的工作。1929年7月10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军警对他施用各种毒刑，逼其交待，又让叛徒当面质对，汪铭坚贞不屈，当局无法，将其长期关押。1931年10月，中共山西特委又遭大破坏，叛徒供出了汪铭的真实身份和狱中的革命活动。国民党当局震惊之余决定杀害汪铭。10月31日上午，汪铭被押至太原小南门外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8岁。

       张友清（1904—1942），原名张学静，字新农、守仁，神木城关人，出身商人家庭。1921年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读，1925年8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专门部，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暑假，张友清回乡后在县城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并组织了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等团体，领导群众开展了清算县长庞仁安、劣绅姜封齐、乔济、王子文等人贪污罪行活动和抵制羊圈捐及反对基督教等斗争，组织举办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提灯游行会。在此期间，吸收贾拓夫、汪滨之、张维斌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神木第一个团小组。1927年，张友清入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学习。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先后在国民党第19军高桂滋部、第10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同时担任安徽太和县委委员、河南毫县特委委员、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发动鹿邑农民暴动，因叛徒告密而未成。之后到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工作，重建中共北平市委，并担任市委书记。1929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化名刘光远，以假情况应付敌人，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1930年被判死刑，幸遇阎锡山下野获释，随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河北省委遭到破坏，张友清再度入狱，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后称北平市军人反省分院）关押5年。其间与杨献珍、薄一波等共同领导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因此再被判处死刑。由于“何梅协定”使华北局势动荡而幸免于难。1936年9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未待恢复健康，即于10月赶赴山西，担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同薄一波默契配合，为营救王若飞等人出狱，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10月，山西省工委改为中共山西省委，张友清担任书记职务。1939年1月，张友清调中共中央北方局担任统战部长。1941年，又调任八路军前总秘书长，兼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另管青年、妇女工作。当时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两腿行走已不方便。但各项工作却有条不紊。彭德怀副总司令称赞说：“友请同志是一个非常精干、有能力的干部。”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北方局、八路军前总机关及掩护部队在转移中被日军合围。张友清行走困难，在突围时不幸被俘，押入太原日军俘虏营。由于他事先烧毁全部文件，又化名吴乃人，是“会计”，所以虽经折磨，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不久身患痢疾，日趋严重。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鼓励同室难友：“要坚持下去，活着出去，迎接胜利的到来！”7月7日晨，张友清于狱中逝世，时年38岁。妻艾静如（1913—1937）米脂城里人，与张在北京相识结婚，曾在一起坐牢，后牺牲，年24岁，骨灰安放于西安烈士陵园。

       张廷杰（1904—1935），又名张世选，神木半坡山村人。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受进步思想熏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毕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乡后，张廷杰在张家塔（今属贺家川镇）小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在学生和农民中传播革命道理，组织积极分子散传单，贴标语，号召穷人翻身。1930年，张廷杰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派兵抓他。张廷杰得讯转移，到佳县罗家滩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张廷杰当选为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委员。1934年夏，神府根据地基本形成，他担任神木县赤卫队总指挥。

       1935年反“围剿”失利，张廷杰隐蔽在神木四区坚持斗争。一次在康家崖开展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86师驻贺家川514团的临时监狱。1935年8月11日，姜梅生将附近村民全部赶到贺家川河滩刑场，周围严密设防。中午时分，张廷杰等6名革命者被押进刑场。只见张廷杰衣服已成破布条，微风吹动，露出累累伤痕。他从容，稳健地走到刑场中心，被刽子手剥光衣服与其他难友分别绑在木柱上。姜梅生在训话之后，逼令围观群众用矛刺杀。群众不忍下手，遭到国民党军和铲共义勇队的毒打。张廷杰不愿乡亲受苦，大声喊道：“乡亲们，扎吧！不要怕，向我扎吧！”然而回答的是一片嚎啕之声。姜梅生无奈，遂命刽子手和铲共义勇队动手。为了发泄兽性，姜下令从张廷杰的脚部开始，一矛一矛排着向上刺。顷刻，张廷杰被扎得血肉模糊，时年仅31岁。是日傍晚风雨大作，乡亲们悲愤地说：“狗日的白军伤天害理，老天爷发怒了，他们的气数就要尽了！”

       韩志佩（1904—1950），府谷县城人。行医出身。1925年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由于韩反共卖力，30年代直至抗战时期在陕北曾先后担任保安团长、反共团主任、保安司令等职，其间，竭力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残酷杀害了一批又一批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任警备副司令的韩志佩效力于左右，胡宗南进占延安时，韩氏立即组织“反共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策反勾当。曾唆使引诱变节分子毕光斗、赵成业、田之鸿等人发表蛊惑民众的《告延安民众还乡书》，又收买叛徒韩继恩杜撰《延安今昔》一书，将其大量印刷后散发于群众中。同时，韩利用延安商会主任赵成业策动纪开发、马知金等数十名游击队员拖枪叛变，还利用叛徒企图策动共产党支队二大队政委王德胜、延安市长姚吉安、安塞县长贺曾旺等人叛变，均未遂。韩志佩于1948年1月当选为“国大”代表并出席国大会。胡宗南败退后，韩任国民党陕西第八区（大荔专区）专员。解放军解放大荔后，韩被改任为保安6旅旅长，率部盘踞华山一带。西安解放后，韩逃上华山，解放军兵临山下，曾派人登山劝降，韩将劝降的张道元杀害。后来，解放军智取华山后，韩志佩被人民政府关押，并判其6年有期徒刑。在狱中，韩氏对党的教育改造虚以应付，暗中却图谋不轨，相机散布反动言论，积极活动并秘密组织狱内反革命罪犯成立反动团伙，妄图待机继续与人民为敌，1950年镇反时，人民政府将其镇压。

       马继棠（1904—1968），米脂杨家沟人，出身贫苦。年轻时当过毛织工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本村和何岔区农会主任。积极参与县内团结抗日、减租减息、民主建政等工作。1942年7月，以年轻干练、办事公正被选为县务委员会主任。1944年元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米脂县第一任人民县长。建国后，家属子女随居西安。他职务提了，依然布衣粗食，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家中人口多，仅住两间不足30平方米小平房，搭通铺一住10多年，二女儿中专毕业分配陕南，恳求调回西安，他怎也不肯去找门路说情。1961年出差陕北，老伴相随探望久别的故乡。回到米脂后，老俩口徒步几十里回村，不让专车接送，返回西安，如数交清老伴车钱。马继棠1947年起从事司法工作，历任边区高等法院绥德、榆林分庭副庭长，西北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厅副厅长，西安市司法局长、法院院长等职。16年如一日，秉公执法，刚直不阿。1964年，长安县“四清”运动推行极左路线，他出于高度责任感，率领一批干部下基层缜密调查分析，发现定案出入很大，有的甚至颠倒是非，便选出10个“尖子不尖，定性不准，量刑过重，打击面过宽”的典型案例，顶着上级压力，上报省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结果被诬为反对“四清”运动，打成“叛徒”、“地富反坏的代理人”，停职反省。“文化大革命”中继续遭受残酷迫害，他忍辱负重，不肯屈服。弥留之际，仍对亲属说：“相信党会了解我，做出公正评价……”告诫子女“好好学习，自立自爱”。1968年7月26日含冤去世。1979年7月26日，中共西安市委召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

       马师亮（1904—1980），电力及自动化工程学者、大学教授，米脂杨家沟村人。1926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3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获学士学位。接着任广州自动化电话局工程师。1932年夏赴美国留学，次年获康乃尔大学科学硕士；1936年获密西根大学科学博士。学成归国，任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1941～1942年任浙江大学电机系中英庚款讲座⑩教授，1943年～1948年先后任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厂重庆分厂和天津无线电厂厂长，1948—1949年任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1949～1950年任上海大同大学⑾电机系教授。1950～1952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1952年以后一直任天津大学电力及自动化系教授。1951年起为电机工程师学会会员，后又为电子学会会员及理事。上海解放前夕，任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时，冒着生命危险，不执行国民党“随公司迁往台湾”的指令；设法保护公司所属上海、南京、天津、重庆、昆明等处工厂、研究所财产设备及一批专业技术人员。解放后全部由人民政府接收。建国以来，继续从事教育和科研，30年如一日，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科技人才。主要论著有《超高频功率测量》、《电抗调频的数字分析和设计》等；1951年在南开大学与人合作，研制成功高频改水器。这一项成果使锅炉内不结水垢，节省燃用煤，他以在工业、教育、科技方面的贡献，名列《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现代）》。

       杜聿明（1904—1981），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中将司令。字光亭，米脂县吕家硷人。幼随任教的父亲杜良奎居榆林，1916年回米脂入临水寺小学读书。1920年入榆林中学，1923年毕业，1924年先到北京，6月南下广州，经于右任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加入国民党。1925年，在国民革命军东征中初露头角。在国民党军队中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司令员等，抗日时期，指挥长城古北口、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立有战功；亲自组建训练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率远征军赴缅甸对日军作战。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后就任保安司令，执行蒋介石指令，11月间率先进攻解放区，挑起内战。后一度被蒋解职往上海闲居。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蒋拟起用杜，但败局已定，所属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被歼。11月初，淮海战役开始，蒋介石将5个美式装备机械化兵团50万人马交他指挥，委任“剿总”副司令，前往徐州战场。1949年1月9日，所率各部全军覆没，在河南永城县陈官庄被俘。知道自己早被共产党列为“战犯”，一心寻机自毙，一天乘入厕小解，抱一巨石猛击头部流血昏厥，以后又以自己患病不求医治，想慢性自杀。战犯管理所为促其自省，对他采取人道主义政策，每天给他一磅鲜牛奶。精心医护治疗，使他的胃溃疡、肺结核痊愈了。他对共产党由仇视逐步转化为理解、认识、直到完全信赖。

       杜聿明在狱中多得周总理关怀，当杜的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后，他即去电祝贺，说这光荣是属于我们中华全民族的。他曾请狱中领导经常为他购买《人民画报》、《民族画报》，按期邮寄给夫人、儿女作为新中国新知识和新情感的传播者以行动召唤其远隔重洋的家族亲人。在狱中有此表现的，他是第一人。

       1959年12月4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建议，杜聿明被首批特赦。他怀着一片感激之情，决心报效国家。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员，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献资料。1963年其妻曹秀清从美国回来，次年他们参观了大江南北，为祖国统一做了大量工作。1964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1年5月7日病逝。当杜病情恶化后，曹秀清急电杜致礼，嘱其即日回国与乃父诀别。致礼接电后，不胜惶急，迅即摒挡就途，于5月6日飞回北京，到首都机场已是下午6点多了。她思父心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径往协和医院杜的病榻前。杜这时进入呼吸短促的半昏迷状态，虽然已不能说话，但心里还有感应，似乎还明白是长女致礼的到来，父女拥抱之际，眼里竟流下了热泪。致礼伴到深夜，还不忍离开，经多人劝解，才回到崇文门寓所稍息。7日上午7时27分杜聿明心脏停止跳动，终年77岁，致礼侍奉老母曹秀清起居并办理丧仪。女婿杨振宁博士，闻讯岳父杜聿明病危，虽极关切奈以科学研究和国际活动紧迫，难以抽身与妻一道向乃翁诀别，得到杜逝世噩耗后，立即兼程回国，政协领导为照顾杨振宁能参与葬礼，决定推迟杜的遗体告别仪式，22日杨振宁回到北京，视殓成礼。25日参加在政协礼堂的追悼会，会后与杜致礼搀扶曹秀清捧骨灰盒至八宝山墓地安放。丧事完毕杨振宁即匆匆飞往日本，参加世界科学组织的会议，杜致礼留下陪伴母亲，以慰大丧后的哀寂，待母稍安后才离去。

       曹亚华（1905—1951），原名丕杰，字振华，横山响水街人。出身地主家庭。1927年春在绥德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横山“一高”筹建党团组织，与冯启明、李策明等成立一高混合党支部，任书记。是年秋，与高岗、马明方在响水办起了通俗讲习所，开展农民运动，成立农民协会。直到1931年先后任响水二高校长、横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国民党的县教育局长、三区区长等。1932年6月，响水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抗粮斗争，事牵涉到曹，他便离开横山赴北平。1933年悄然返横闲居在家，意志开始消沉。1935年军阀井岳秀施加压力，其偕父应召赴榆自首。1936年任神木县肃反委员会干事，后又接主任，工作十分卖力。借机敲诈勒索，苦害群众，仅贾二秃子一案就获银洋300余元。由于他为新主子效忠，1O年间青云直上。1939年参加了蒙旗新三师，任连长并师部书记，1941年春再任国民党榆林专员公署巡察员，同年秋即出任国民党榆绥区办事处第三组（中统局陕北调统室）干事。1942年改任国民党府谷县党部书记长，1947年回家乡任国民党横山县党部书记长，9月间因解放军围攻榆林，曹便携眷逃往绥远，1948年被选为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于3月中旬赴南京参加了会议。之后定居南京，任中央戡建委员、总政督守委员。1949年1月，曹未及外逃从南京返回西安，准备转往包头。1950年4月被人民政府教育使用。此间，他不思悔改，反与匪特王子铸、宗文耀、郭振华、聂秀峰兴风作浪，被依法逮捕，于1951年3月20日包头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决。

       高岗（1905—1954），原名崇德，字硕卿，陕西横山武镇乡高家沟人。幼时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1925年春，曾与曹动之一道带领学生罢课，史称“一高学潮”。秋，转入榆林中学学习。1926年春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经史唯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因和高鹏飞等在西安贴标语、秘密运送枪械弹药，被敌人发觉，由校长史可轩（共产党员）通知高，随即化装逃离西安回横。1928年横山大旱，官绅侵吞救灾粮款，高领导农民清算了刘尚和与曹思潮的罪行，为反动派所不容，辗转佳县、吴堡一带。冬，打入国民党84师任团副，搞地下活动，事泄逃回横山。为免遭追捕，与武善扬跑到甘肃当兵，也为敌人发觉。幸得教师李文清的保护，重回西安，联系上了原榆中校长杜斌丞，赴延安做地下工作。秋，乡绅告密，敌人逮捕了高岗的叔父仲奎、仲发二人作为要挟，劝其写信招降高岗。高接信后勃然大怒。1930年春，奉刘志丹命，打入国民党驻宁夏11旅搞兵运，任学兵连连长。次年8月，率部投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担任第二大队队长。1933年6月，红26军南下渭华失败，高岗回到陕北后恢复了红26军的建制。7月28日，去西安参加省委会议，杜衡叛变，会场被敌包围。高力战冲出重围，化装成木匠摆脱追捕，回到陕北。1935年，高岗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26军、27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15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组建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发动土地革命。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共建了28军。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及内蒙二路骑兵总指挥和工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高岗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党委书记、参议会议长、八路军留守兵团政委、延安宪政促进会理事、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解放战争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委、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第二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秘书长、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东北军副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9月21日，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1年10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军委会副主席。1952年11月，调回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期间，与饶漱石互相呼应，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因此于1953年12月24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揭露了他与饶的问题。1954年2月，中央分别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云、谭震林主持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多次给以帮助，但高仍不醒悟，于农历8月15日服毒自杀。1954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党。

       高仰云（1905—1968）又名凌如，字祥庭，米脂磨石沟人。1924年到榆林上中学。1927年5月由郭洪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回米脂，公开身份是县教育局督学员，1931年到北平，1933年受委派在国民党84师、25师从事兵运活动。1935年被叛徒高立人出卖，与马云程等同时被捕，关押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没有泄露党的秘密。1936年出狱后，由中共北方局介绍到延安，任边区党委机关总支书记。1938年返回米脂开展敌后民主抗日活动，任米脂县银城市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1939年下半年至1945年，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和地委常委兼秘书长。1945～1954年间，调任西北局党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1957年初，受命出国，任越南爱国党校顾问一年。1958年回国后，到天津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64年被选为政协河北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7月，受“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迫害致死。1978年彻底平反昭雪。

       张子良（1905—1972），原名启汉，清涧县老舍古乡张家塬人。东北林业生产的开拓者，模范共产党员。张子良1926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1938～1945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历任中央办公厅采购处、总务处、行政处副处长、处长等职，获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直、军直群英大会颁发的奖状。1945年秋受党派遣，赴东北，途经中共冀热辽分局时，经组织挽留，任行政处处长。1947年秋，调任黑龙江牡丹金矿局局长，留有“沙金千粒，不沾一尘”之美誉。1948年11月到1954年夏，在东北林业部门工作，先后任合江、伊春林业局长，东北林业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夏，调任森林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充实基层，他主动放弃首都优越的条件，回到东北，任带岭林业实验局党委书记，一度兼任东北林业学院副院长。50年代以来张子良多次出席黑龙江省、东北大区的劳模会和全国群英会；他的模范事迹屡见于东北各省市和全国报刊，影片《万木春》、话剧《森林的主任》和《松涛曲》都是以他为生活原型的。1964年末，张子良高血压发展为脑血栓，虽经治疗，未根本好转。“文革”期间备受摧残，病情恶化，于1972年4月逝世。作为共产党党员，张子良身上处处有闪光的东西。仅严以律己这一点，足以令人心服。解放初期，实行工资分时，给他定为400工资分，他却只领100工资分，晋升为800工资分时，坚持只领200工资分。改为薪金制后，他行政八级，月薪270元，每月只领150元。临终时，又将节省下的12000元存款献给了国家……

       马明方（1905—1974），又名汝舟、济民，生于米脂岳家岔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绥德第四师范，秋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西安国民革命第二军史可轩（共产党）部任营政治指导员。1927年7月，西安陷入白色恐怖时，奉命去清涧找石谦团的谢子长连，该连起义南下宜川失利，未遇。返回陕北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担任中共横山响水堡区、绥德北区、镇川区区委书记。1931年在米脂、佳县、镇川组织游击队袭击土豪，受追捕，经群众掩护脱险东渡黄河。由山西特委安排在太原互济会后，转赴晋北崞县、大同矿区从事农运、工运。山西特委遭破坏后，返镇川与特委书记赵伯平一起活动。1932年，代理陕北特委书记。1933年6月，主持召开陕北特委四次扩大会，决定以武装斗争打击反动势力，分管组织，负责起草游击战争指示文件。叛徒告密，王兆卿等6人被捕。他与其他同志躲过搜捕，转安定地区领导红一支队。1936年当选陕西省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民政厅长。1938年赴苏联学习，1941年回国，经新疆时受道路阻滞，中央指示留迪化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支部书记。1942年9月遭军阀盛世才软监，次年与办事处150余名战友被捕关押。1946年6月，经周恩来与张治中多次交涉，获释回延安。此后任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建国后，1949～1954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委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陕西以至西北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每年抽出3～4个月深入市、县、工厂、农村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严格律己，不搞特殊化。不准身边工作人员接受任何人给他的馈赠；不许家人套购市场紧俏商品或随便使用公车；告诫子女保持陕北人的艰苦本色。1954～1960年，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财贸部长。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人大常务委员。协助邓小平解决干部调配问题，致力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1960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四清”运动中，坚持对干部队伍正确估价，抵制“打击一大片”的极左错误。1967年10月，被“四人帮”一伙强加“叛徒”罪名关押，长期进行人身摧残和精神折磨。奄奄一息时才送医院，仍有武装人员监视。上厕所无法行走，只得爬进爬出，双膝血迹斑斑。1974年8月14日含愤与世长辞。1979年12月9日党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

       高敏夫（1905—1975），又名锦亮、明甫，笔名吐真，米脂城北街人，现代诗人。1920年考入榆林中学，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赴安徽毫县开展农民运动，皖北暴动前夕被捕，营救出狱后回陕北任榆中教员。1930年到北平与张务中等恢复“左联”，办《理论与创作》，发表新诗《三月七日的风暴》等。1934年5月被捕，押解南京，以“文字图书危害党国”罪判刑。1936年，家人托杜聿明营救出狱。1937年9月，在延安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山西中阳县宣传。1938年2月到西安，与劫夫、史轮合编《战地新歌》，吸收陕北民歌特点创作通俗易懂、能诵能唱的抗日新诗《男女一齐上前线》、《张二嫂放哨》、《抗战一周年纪念歌》等。夏季，返回延安任文艺协会秘书。8月，在柯仲平、田间等倡导下，一同发起、参与延安街头诗活动，创作许多通俗诗歌。随后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与雷加、秦川等再渡黄河，深入晋察冀根据地，用街头诗等形式宣传抗日。沿途写下10多万字的“战地日记”⑿，真实记录了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此期间创作的诗歌《边区自卫军》、《八路》、《消灭敌人黄河滩》等散见于《导报》冀中版、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春任绥德分区文协副主席，同严振伦办民众剧社，演出秦腔现代戏。并克服困难，筹建“子洲图书馆”；主编《新诗歌》（绥德版）。1942年到延安鲁艺资料室。1943年3月～1945年5月，在“抢救失足者”⒀运动中被审查。1947年重新入党。1945～1949年，将杨生福《狼牙山五神兵》改为曲艺稿，创作秧歌剧《父子俩》、《郭家村小唱》，歌舞剧《好夫妻》、《延安千山万水曲》等；帮助盲艺人韩起祥整理改编新书词《刘巧儿团圆》、《王丕勤走南路》。建国后，1950年9月任西北文联常委、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主任。1951年调为西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其抗战时期的作品收入《诗风录》、《延安文艺丛书》、《延安晨歌》中。

       刘文蔚（1905—1976），字华甫，神木高家堡人。1921年入榆林中学就读，在魏野畴、刘志丹等影响下投身革命。1925年由刘、魏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学习政治，积极从事沪西小沙渡工运并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三次工人起义。“四·一二”政变后撤回陕北，于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高家堡小学校长，发展张秀山、李登瀛、杨明德等人入党，建立高家堡地下党支部。他的活动很快引起当局注意，同年以贪污为借口被拘捕审查，终因并无实据，经组织设法营救获释。1928年春离县，先后任中共太原市委秘书长，天津市河北区党委书记。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天津第三监狱。在狱中矢口否认真实身份，积极参加绝食斗争，抗议当局的政治迫害。1931年被判刑6年，转押北平第二监狱。此间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领导并参加了长达11天和22天的两次绝食斗争。1934年，当局令其自首以换取释放，文蔚断然拒绝。1936年经组织营救和亲友保释出狱，入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9月毕业至1949年先后担任中共神府特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中共绥德特委统战部长、绥德地委副书记、榆横特委书记、大荔地委书记等。期间，曾说服府谷、榆林当局释放政治犯70多人；在绥德设立逃兵招待所，瓦解国民22军3千余人。1946年策动22军胡景铎师起义等，为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及扭转陕北大局作出贡献，受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建国后，刘文蔚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长兼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为“叛徒”被关押劳改长达9年，左耳鼓膜被打破，心脏病3次危急入院均被赶出。不幸于1976年12月12日含冤逝世，终年71岁。1979年6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郭子范（1905—1983），定边县城人。幼读小学。民国11年（1922）考入绥德师范。15年（1926）应汤中甫聘请在县城高小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经组织默许加入国民党任县党部委员，先后任小学校长、职业学校校长及民国党定边县政府教育科科长等职。20年（1931）因绥德特支被破坏，定边地下党组织失去领导，停止活动，以致失去组织关系。后因白色恐怖加剧，环境险恶，郭子范辞职经商。30年（1941）又参加革命工作，任陕甘宁边区定边县参议会副议长、议长、三科科长等职。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定边县副县长、代理县长、县长等职。1951年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时，大义灭亲，毅然下令将其姐夫白清廷以反革命罪处以死刑。在审阅法院案卷时，发现对两个反革命分子判刑不当。经复议，得以纠正。1957年因其果园不入农业社和葬母铺张浪费等事，受留党察看2年、撤销县长职务、工资降三级处分，改任第一完全小学校长。郭子范温厚恭谦，治学严谨，工于书法，县内墨迹颇多。1961年审干期间，曾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党籍。1965年退休家居。1969年，经复查平反，恢复党籍。1983年10月病逝。

       杜聿德（1906—1928），又名茂亭、多声，杜聿明胞弟。1927年由郭洪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季，国民党“清党”，他被学校开除。不久，离陕去杭州，试图说服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大队长的胞兄杜聿明改变政治立场，未能如愿。1928年1月，到安徽太和县，经杨虎城部队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密任中共皖北特委组织部长）举荐，到阜阳高桂滋部队教员二团任副营长，暗地参加“特委”领导的兵运工作，暴动提前在4月9日凌晨开始，他率教导二团官兵在三里湾发起进攻，打伤团长高建白，击毙30多人。时值大雨滂沱，点火联络信号不旺，各起义部队未能及时会齐指定地点，攻打阜阳计划失败。为改变被动局面，魏、杜等率队分两路向西南、西北突围，魏野畴被俘牺牲。他粉碎敌人伏击，到王官集与李瑞甫、李力果等所率农民游击队会合。召开2万余人的暴动大会，公布《土地法》等3个法令，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建立皖北工农红军。杜任红军副总指挥。随即在当地打土豪，将粮食财物分给穷苦百姓。1928年4月11日，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四面包围红军，聿德等迅速疏散本地战士，率外地战士突围．途中发生激烈战斗，负伤被俘。被残酷杀害。

       赵缚（1906—1941）府谷县赵寨村人。少时家境贫寒，6岁时生父去世，生活艰难。1923年考入山西汾阳铭义中学。1926年，在铭义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毕业后奔赴广州，受组织派遣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该校第6期学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赵缚从军校机智脱险，前往武汉。不久，被党派往北平、天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因叛徒出卖，于天津被捕，两年后获释。1931年6月，赵缚在北平再次被捕。在狱中，他任监狱秘密党支部组织委员和学习委员。1937年10月，赵缚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随即，党组织派他到冀东特委工作，不久又调任津南特委书记，化名王元。1938年初，他化装来到天津同河北省委具体研究组织抗日武装问题，接着将京津一带自发零散的群众自卫武装联合起来，正式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8、29、32支队。1938年夏至1940年初，赵缚又先后被组织调任中共冀豫鲁边区党校校长、鲁西区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40年4月，赵缚调任为新开辟的鲁南边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边区外受日伪军的重重包围，内有国民党顽军和土匪的捣乱破坏，形势极为复杂。他知难而进，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长途跋涉到达鲁南后，便立即投入紧张而复杂的工作和斗争中。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指示与政策，与罗荣桓同志领导的八路军115师紧密配合，依靠鲁南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建立了3个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统一了各地的抗日群众组织，成立鲁南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建立了军区机关和3个军分区以及地方武装领导机构，壮大了抗日武装队伍，还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建立了专区、县的民主政权。1941年10月26日，国民党顽军对鲁南区党委所在地苍心县银厂村进行突然袭击。当赵缚与机关其他同志冲出重围后突然发现中央的秘密文件还没有带出，情况十万火急。他当机立断，命令同志们继续撤退，自己只身奔回原地销毁文件。结果文件销毁了，机密保住了，而赵缚却不幸被捕。11月19日深夜，敌人将遍体鳞伤的赵缚押到村外河西岸的一个小土台上枪杀，时年35岁。

       曹动之（1906—1950）原名开诚，横山塔湾乡清河沟人。1920年入横山第一高小读书，1925年考入榆中。1927年夏，经钱维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担任横山特别支部书记。不惜献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在靖边西沟组织起了十几人的游击队。1929年队伍不断扩大，活动在伊克昭盟一带，还以闪电战伏击了乌审旗的反动势力12团，开辟出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1930年，奉命打入国民党驻宁条梁的高世清部搞兵运。1931年争取了一个整连的兵员暴动，部分人随他组成了蒙古骑兵游击队，驰骋在长城内外。其弟布诚、仲诚也到绥蒙草原开展游击工作。1934年亲率游击队参加陕北红军，被编为22支队，担任队长兼政委。1935年春，与吴亚雄一起创建了蒙汉骑兵游击队。8月，配合刘志丹打横山。9月，率部解放了顾新庄敌据点。10月，又打下了黑峰子，曾受到上级通令嘉奖。1936年8月，乌审旗工委在黑梁头成立，动之任书记兼宣传部长。1937年秋，调回延安工作。1939年又出任伊蒙工委的军事部长兼骑兵大队长。1940年去延安军政研究班学习，后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科长。1943年再次去内蒙工作，争取了齐金山和王悦丰的起义。1946年，带领三边骑兵团参加了保卫苏区，扫荡北线外围敌军的战斗。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齐金山反水叛变，动之率军挺进内蒙，打垮了敌人。1948年后出任三边分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促使了乌审旗的和平起义。1949年8月，参加解放宁夏战役，1950年4月，改任阿拉善旗工委书记兼保安总队政委。当时，贺兰山土匪郭永胜到处骚扰。7月间，动之出席宁夏第一次党代会结束返回，随带警卫杨万山、张永祥，行至樊家营子哨所，不意进入郭匪的包围圈，永祥上前搭话，猝遭敌开枪击毙，动之赶紧掩埋文件，和杨万山一道还击，奈敌众我寡，弹尽双双壮烈牺牲。

       贺大增（1906—1977），代号老周，佳县店镇人。幼年在本镇读书，1924年考入绥德第四师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7军84师1团连指导员，红15军第81师3团营政治教导员，第234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9团政治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冀鲁豫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第3师8旅22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3师1O旅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的政治委员，第2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文化学校的政治委员，海军工程学院政治委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

       万德雄（1906—1983），榆林县城人。榆林著名画匠。乡人美其名为“万画”。《陕西日报》对其作品给予很高评价，称为“陕西三老”。他祖籍山西，先祖于清代乾隆间来榆定居，随即以绘画、泥塑为生。至德雄传经6代，其最有成就者为万金元、万起运。万起运是德雄的父亲，工艺精巧，人称“神手”。他的泥塑作品在解放前夕，由陕西省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王军余推荐，代表国家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世界工艺美术展览，荣获第二名。德雄自幼从父临帖摹画，不倦地倾注于“芥子园画谱”与“颜、欧、赵”字帖。时常袖藏泥坯，谈笑间，信手捏来，惟妙惟肖，博众人一笑。16岁便有艺名。20岁与父亲倾身于榆林青云山“大佛殿”、“金神庙”的塑建。此后20余年，他独当一面，继承和发扬了先辈的泥塑技艺，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他的泥塑作品遍布陕西名观大寺，制作塑像500余尊，浮雕千余副。50年代，创作艺术达到顶峰。《美术》杂志介绍了他在泥塑造型艺术上的“眼、手、心”三位一体的美学观点。1956年他赴京出席了“全国工艺美术大会”，与天津“泥人张”相晤切磋，互赠作品。1958年，他开掘题材推陈出新，塑造《老红军讲故事》。在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展出，因神态逼真，韵趣横生，而获好评。稍后苏联泥塑专家观后，惊呼绝妙，并专程拜访万德雄。不久苏联《星火》美术杂志刊印这一作品的照片和评论文章。期间，相继制造作品还有《巡逻兵》、《南瓜丰收》、《回娘家》、《猪多肥多》、《天上没有龙王》，分别见诸于《陕西日报》、《群众艺术》、《人民日报》、《人民画报》。1972年，天津口岸公司出口他的泥塑“观音”、“八仙”、“踏雪寻梅”等10多种作品，运销美国、东南亚等地。1973年，《陕西日报》刊印了他与儿子合作的彩塑《渔椎耕读》。1979年，他与儿子应陕西省艺术馆之邀，为西安与日本京都结为友好城市彩塑礼品。稍后参加了著名的秦俑复制工艺，解决了武士俑、兵马俑造型难题。他的泥塑作品形式可分两类：浮雕与原塑（立体塑）。浮雕的代表作有《鹿鹤同春》、《八仙庆春》、《钟馗》、《武松打虎》等；原塑代表作有《观音》、《笑世佛》等。其中《笑世佛》，活灵活现，观者无不开怀大笑。他除擅长泥塑外，在绘画、纸工方面也有一定功力。晚年患病期间，为了他心爱的《八仙》造型免于失传，特地烧成模子留存后世。

       高仲谦（1906—？）陕西千阳人，1934年任国民党米脂县办事处指导员。来县后在全县搜捕、残害共产党员、红军和革命群众。1935年，伙同国民党军队清剿桃镇、卧羊、民权区，杀害花石崖村共产党员、红军刘锦阁等人；杀害李生兰1家5口，抢走财产，使其4个小孩饿死。桑沟子郭思文、管家咀王仲高、艾好湾马如兰、镇子湾刘增智、艾家渠艾克功等23人惨遭高的毒手。桃镇二乡农民乔公友的大哥和儿子被杀后，还给他“戴火帽”——把铜盆烧红扣头顶，逼迫交待还有哪些人当过红军。腊月，高仲谦、高少伯与孙绍山带兵到艾好湾摩天圪塔寨子上，逼迫200多名群众脱光衣服，用麻绳捆绑，架起机枪威吓群众交待共产党员，当场开枪打死3人。1936年，将常兴庄抗日志士常明清6人捕送镇川枪杀。高每到一村都吊打拷问无辜农民。卧羊区4乡李怀本被打得皮开肉绽，一年不能行动；桃镇区杨春旺腿被打断；石沟村杜本尊、镇子湾常维舟打残致疯。1934年春，烧掉姜兴庄姜好业家草垛，毁掉全部家具。1935年在卧羊区没收红军家属谷子20石、衣服90件，银元700多元以及窑房土地等，把人赶出村庄。共产党员张汉武、刘锦榜的家产全被搜光抢光。还逼迫红军妻室与国民党兵结婚，不从者拷打致死。借“肃反”为名敲诈刘兴德等人银元230多元；审判常增爵贩毒案使用酷刑，勒索鸦片120两，海洛因5包，又株连多人，敲去巨款。用搜刮的钱财在吴堡、佳县、镇川做买卖，大发横财。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后畏罪逃匿。后被陕西省（国民党）政府任为肤施（延安）县长，1940年被边区政府驱逐出境。继与绥德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勾结，1941年秋任米脂县（国民党）县长，二次窜到米脂，闭口不谈团结抗日，却密谋与官绅合作，发展CC、复兴社特务组织，刺探八路军情报。还企图组织折玉章领导特务暴动，暗地支持土匪抢夺龙镇区、吉镇等处枪支，杀害绑架区乡干部和八路军战士，骗去抗日家属抚恤金，侵吞公粮，贪污克扣教育经费，用以反共、破坏抗日，半夜从水洞钻出，到城北小村强奸民女，还迫王锦兰解除原婚约，当他的小老婆。1943年10月在反奸防奸运动中，群众向县参议会、县务委员会投递控诉状316件。全县召开千人大会，血泪控诉其罪恶。会后，如丧家之犬，再次潜逃，到武家坡维持国民党米脂县政府，1945年逃离陕北。1949年逃台。

       乔国桢（1907—1945），乳名雄虎，化名乔干卿、乔胶治、贺凝、高子香、王拯民，佳县店镇乡乔家寨村人，其父乔兴斌，前清秀才，国桢兄弟三人，排行第二。9岁在本村冬书房读书，常常得到老师夸奖。1922年，考入佳县单级师范班。学习3月后，因家中生活困难，下半年转到山西省汾阳民义中学免费学习。1923年，由汾阳民义中学转入陕西省榆林中学，后因组织学生罢课被开除，转入绥德第四师范。1924年，由李子洲、杨明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河南洛阳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安徽省工作。1926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派乔国桢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陕西任陕甘区委农委书记、陕西农协会常委。同年11月，到三原县武字区组建了三原县武字区农民协会。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调陕西华县高塘任民团教练．1928年5月，渭华暴动时，高塘民团配合革命军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到中共北方局工作，任秘书长，兼北方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京津一带开展地下活动。在北京领导了洋车夫砸电车的斗争；在开滦煤矿，领导数千矿工进行罢工。冬与周铁忠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2月，在天津参与领导飞行集合，向法国和国民党当局示威，不幸被捕，关在天津第三监狱，当时彭真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国桢任支部委员，与敌人斗争，并绝食3次。1931年，被遣送北京陆军监狱，因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允许保外就医，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到西安治疗。1939年8月，去苏联就医，做了肺切除手术，病未痊愈，就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40年10月，到了乌鲁木齐，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会见。1942年，国民党新疆省长盛世才下令逮捕了中共在新疆的150余人，制造了有名的“新疆事件”，在狱中，巧妙地与敌人斗争。在监狱疗养所，国桢同马明芳、刘格平、高登榜、张子义、陈国音等人，建立了党支部，国桢任支部书记。在国桢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3次绝食斗争，赢得了每天可以在院内散步的自由。但国桢的生命日趋垂危，病逝在狱中。为纪念乔国桢革命业绩，新疆乌鲁木齐修建国桢烈士陵园，佳县修建国桢图书馆。

       高立仁（1907—1951），原名高锦尚，米脂城北街人。1923年入榆林职业中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第4期。1933年在国民党25师当副营长，与该师一些地下党员、陕北同乡有所往来，掌握了马云程与25师少尉学员霍世英、王振兴、赵二虎⒁等地下共产党员秘密从事兵运工作的情况。1935年，为邀功谋纂韩××（共产党员，神府人，黄埔学生）的营长职务，高向师长杜聿明告密，使霍、马、王等许多人被捕，同时株连陕北在北平的共产党员崔运、高仰云、赵亚农等七八人，高向敌人法庭提供证词和所有被捕者真实身份。马云程、霍世英、王振兴受尽摧残后被杀或病死狱中；崔运蹲狱8年，被注射毒针致疯。而高却踏着革命者的鲜血受国民党奖赏，当了肤施（延安）县长。1938年任国民党靖边县县长，破坏民主抗日，后被靖边人民驱逐出县。1943～1947年在广西、东北国民党军队中任补充团长、军部参议、支队长等，参与反共反人民战争。1949年混入北平革命大学，离校后到汉口、重庆。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在西安枪决。

       慕嘉绩（1908—1931），吴堡小寺子村人。1927年，赴榆谋职，同乡曹道农举荐，当了民国党第三监狱看守。后升看守主任，此间，他常与榆中进步师生接触，与樊俊（共产党员）处交亲热，被樊介绍入党。地下党指示他设法营救狱中关押的进步人士，他就偷送挖墙工具于“犯人”。使5名“犯人”逃脱，国民党当局大惊，派军警四出搜查。同时，处分了警察科长，开除了看守，危及于嘉绩。曹道农密告嘉绩：“科里对你怀疑很大，议论你是共产党，准备搜查你。”嘉绩白天照常守职，午夜将党员名册、支部会议记录、马列等进步书全部转移。事隔两天，二科长带一班警察，冲进室内，翻箱倒柜，折腾半天，虽无所获，怀疑并未解除。道农为了免事，四处奔波才把他调到吴堡看守所当所长。1928年秋，他组织起了吴堡南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城里支部。1930年冬，他调任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后调任中共安定县委组织委员。1931年8月，陕北特委派慕嘉绩、张资平到保安争取保商队的工作，并为驻保安县的晋西游击队代买军用品。途中遇到国民党86师种宝卿骑兵团抓人，慕即转到子长玉家湾、九店坪村。但敌人紧追而被抓。种宝卿软硬兼施。慕斩钉截铁地说：“杀我如拔毛，可是人民是杀不尽的，迟早会讨还血债的！”10月11日，慕被敌人杀害，他的头被挂在瓦窑堡东城门上，半月之后，腐而坠地。

       王兆卿（1908—1933），字子禄，神木沙峁乡王家后坬村人。1924年考入绥德四师，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寒假，王兆卿回乡办起平民补习学校，教本村青年学习《平民千字文》，用讲故事形式宣传革命道理。次年元宵节期间，他和几位同学在沙峁、菜园沟向看戏赶会的群众演讲，介绍“五卅惨案”经过，号召人们同贪官污吏、封建军阀作斗争。之后在王家后坬等村组建起农民协会。1926年9月至1927年，王兆卿先后在甘肃天水冯玉祥13军政治部、西安于右任、邓宝珊驻陕总司令部任书记官，从事兵运工作。“四·一二”政变后辗转回县，任南区教育助理员。他借公开身份奔走南乡各地，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农民协会、抗捐减租会，发展贾怀光、贾令德等加入共产党，为南乡革命撒下种子。1928年春，王兆卿奉命到宁夏国民军石子俊部作兵运工作，不料该部实行“清党”只得再返故里，担任王家庄小学教员，村党支部书记。1930年又到太原搞民运，不期被捕，他沉着应付，当局抓不到把柄将其释放。1931年驻山西平定国民军高桂滋部属1000余人起义，编为红24军，但不久受挫，余部向陕北转移。陕北特委派王兆卿前往联络接应，行至府谷，不料该部已经覆没，只找到几名散失的干部。王兆卿将他们召至家中隐蔽数月。期间，在南乡区委领导下，他与梁子秀、牛清明等红24军干部组成临时特务队，夜间出去打土豪、骚扰敌驻军，对神府武装斗争的兴起影响极大。1932年冬调到中共陕北特委工作。1933年6月，王兆卿当选为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后偕同毕维周、高录孝等赴安定整顿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途经镇川堡被叛徒出卖而被捕。8月3日，与同时被捕的毕维周、崔明道、高录孝、王守义等人一起在米脂城南十里铺无定河畔被敌人杀害，他的遗体被抛入无定河中。王兆卿是神府革命的开拓者之一。受其影响，其父王万德热心拥护革命并献出生命；二弟王兆相参加红军，戎马一生，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顾问。

       张廷芝（1906—1951），吴旗县金佛坪村人。祖父金声，武举出身，民国初带团练受编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任团长。父鸿儒袭其职长期驻防于安边。民国20年（1931）春捕杀做兵运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田作勤、高尚信。张廷芝读书不多，先曾为甘肃谭杰侯司令部马弁。民国18年（1929）任陕西警备骑兵旅2团团长。23年（1934）被列编余，往投高桂滋，任84师骑兵营长。26年（1937），高部东进抗日时，以张谋留三边独立，缴械斥退。张率残部辗转三边一带。因无番号，民间称其为“黑军”。因共产党人高岗率部迫击，无法立足，后投22军胡景通部任骑兵大队长。29年（1940）拨归张厉生之抗日挺进军节制，任第二路少将司令，收罗旧部编为二个团，暂驻安边城郊及堆子梁一带。因与安边驻军11旅旅长刘宝堂私相龃龉，设计宴请11旅军官，其弟张廷祥枪杀刘宝堂于席间。后上逢追究，张廷芝羁留22军军部，以拟解省，贿军部副官私放出城奔包头赋闲。后折返甘肃固原复投高桂滋，任实无一兵的别动队长。抗战胜利后高部被整编，张廷芝闲居平凉。36年（1947），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张曾投效军前，未被录用，旋赴宁夏投奔马鸿逵，被委以定边县自卫总队副，随军东返定边。是年冬，解放军围攻榆林，马部奉命援榆，张廷芝率旧部20余骑随军效命，后任三边保安团团长，旋擢三边保安司令。反共益力。一李姓疑为中共地下党员，捕后未及审问立即枪杀。司令部副官吴继光遭疑无据也被活埋。37年（1948）冬，解放军牛化东、李友竹部进驻石洞沟威胁安边，张廷芝率4个营出城对垒。战不利，行将溃散，张亲率敢死队20余骑突袭解放军后侧翼，挽回败局。张廷芝曾表示：“我们为有钱人看门，殷实之家必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故三边驻防期间，多次以丁征兵，不问贫富，至亲不免。38年（1949）秋，三边解放。张率2000余步骑西撤灵武，随马部芦忠良旅下马关败榆林起义部队高凌云团。未久解放军克兰州，进军宁夏，张率部北遁。中途军心涣散，大有哗变之势，张集合讲话称：“我张某不投共，愿回家者把枪放下，可以回去。”部下竞相弃枪离去，仅余40余人，继续北行至三盛公，以势孤向绥远起义部队36军刘万春处投诚，编为骑兵连驻包头南关。1950年农历正月19日夜，乘月黑风高，率旧部叛变南下，越伊蒙，经定边至吴旗金佛坪，被定边武工队追剿，流窜内蒙，人员伤亡殆尽，只身化装逃亡，未几，于内蒙武山县被公安机关捕获，1951年3月19日处决于呼和浩特。

       唐洪澄（1908—1960），原名贺生春。1934年，化名唐洪晨。后经李维汉建议，易晨为澄，真名自此不彰。清涧县解家沟乡马家山人。洪澄家贫，12岁时始读于附近华严寺小学。1927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8月，考入绥德四师。1928年，他归里后从事地下工作。是年秋，发动家乡农民开展了影响巨大的抗粮抗税反对成立民团的群众斗争，失败后，遭通缉。1929～1932年，以教书为掩护播火种于清涧东区。1935年，他同李景林、贺生荣等一道领导农民进行了三次围城斗争。这一年，陕北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特委决定开展游击区，当他和白如冰同志得知原吉鸿昌部士兵携带3支步枪流入清涧后，一面派王巨得向特委报告情况，一面把枪收缴回来。后在特委的领导下，进行“红二支队”的创建工作。8月，红二支队成立。1934年2月，清涧北区区党委成立，唐任书记。4月，中共清涧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由于政策规定知识分子不能担任书记。会上选工农出身的刘玉春任县委书记，唐为组织部长。因刘没有文化，特委又让唐实际负责县委的工作。到1935年，在洪澄同其他同志努力下，清涧四乡普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清涧同子长、绥德、米脂、吴堡根据地连成一片。当彭德怀1936年2月东征来到清涧后，赞扬这里“不亚于江西兴国”。在开辟苏区、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中，唐身体受到严重损害，患上严重的肠胃病和肝炎。1936年后，他历任关中特委书记，陕北省委党校校长，神府特委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等职，曾当选为“七大”代表。建国后，先后任甘肃省委委员及定西、天水地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党的“八大”和“二届人大代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一如既往，带病工作。1959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到北京治疗，但肝硬化已属晚期，无法手术。次年3月1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51岁。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王聚德（1909—1941），又名撰忠，字逸仁，清涧王家山村人。1927年初由景仰山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党。1930年考入绥德四师，次年因家境贫寒辍学。1932年，到冯玉祥部做兵运工作、派驻山西柳林镇任招待所主任。次年春，他就地拉起一支30余人的队伍，旋归里攻打驻扎清洞东区的韩起圣民团，结果因与当地党组织联系不协调而失败。1933年夏，遵照陕北特委指示在王家山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聚德任副队长兼经济员，同年10月升任队长。1934年春，聚德奉命前往南梁，沟通了陕北游击队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的联系。不久被派往安塞开展地方工作，10月成立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任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1935年9月，由于“左”倾路线，军队进行“肃反”运动。聚德同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诬为“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聚德等获释，入中央党校学习。1936年2月，聚德随红军东征，染疾返回。5月，又随红军西征到定边，曾任定边县委书记，三边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及分区党委宣传部长等职。39年7月再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办公室工作。当年4月，受中央社会部派遣，带电台进入大青山地区，任绥蒙党委社会部长、绥西地委书记等职。1941年12月27日夜，聚德等和绥蒙游击队的10多人相逢在万家沟窑洞里。由于过于兴奋，疏忽了警戒，被敌包围。战斗打响后，聚德迅速烧毁文件，掘埋了电台，随即组织突围。因众寡悬殊，聚德等数名抗日战士全部遇难。

       张德生（1909—1965），原名世德，字心馀，曾化名辛余、老关、张心诚、张仲房、张洪贵，陕西榆林城人。父亲张凤歧，系皮靴匠。张德生少年时代在榆林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小学毕业，旋即考入绥德师范学校。1924年，暑假回榆林，经杨尔瑛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张德生转学到榆林六中，毕业后任榆林北街准提寺（现在的二小）小学教员。并同以后任过榆林县委书记的胡颖民等人，一起开展革命工作。1930年7月，陕北特委派张德生去府谷，改名张心余，开始参加团县委的领导工作，暑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8月初，府谷县委派他到绥德参加党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后打算回榆，在出绥德城门时，被国民党县政府误捕，关押了4个多月，后经杜斌丞、马济川等人营救出狱。1931年春，他去宁夏、三边一带搞兵运工作。1933年冬，与常黎夫去汉中负责特委宣传工作。1934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陕西党的活动情况，该年冬，复经汉中进入陕南苏区与张国焘接头，不久随红军长征，参加红军先遣队。1935年冬，随中央红军返回陕北。1936年任三边特委书记。“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随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到西安，同贾拓夫、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同志，重建陕西省委，并兼任西安市委书记，后任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合并后任关中地委书记。1940年夏，他代表陕西省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陕西地下党的工作。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统战部长。1947年调任第一野战军前委常委、秘书长，一野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兰州解放后，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军区政委。期间，他不但善于团结党内同志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团结党外民主人士。甘肃省长，国民党之义将领邓宝珊深有感触地说：“德生书记有水平，有魄力，他的魄力表现为柔能克刚，从不锋芒外露”。1954年，调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始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在这一段工作中，他力求从实际出发，工作比较稳健。1956年，张德生说，陕西的工业布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企业和附属服务行业），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和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肯定。毛泽东同志还说：“德生是个好同志，老实人”。1965年3月4日，张德生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56岁。张德生去世后，谢觉哉同志赋诗一首以表悼念：扣蛩而谈天下事，长征相伴记忆新。病魔夺我英贤志，泪洒秦川哭斯人。

       安子文（1909—1980），原名志翰，字浩然，子洲县双湖峪镇人。子文17岁入私塾，后进米脂东街高等小学就读。14岁考入绥德师范，入校不久参加了“共进社”。1924年离开绥德赴北京报考学兵队，但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后到保定育德中学插班就读。不久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返回北京寄居。1925年6月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考入北京京兆高中就读。1926年3月18日因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抗议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游行，又被学校开除，从此他再没有上学，做了党的地下交通员。1926～1931年5年间，三次被捕。1931年第三次被捕后，他以绝食的方法组织同狱难友进行斗争。同狱有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60多人。1936年北方局设法将他们营救出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子文很少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直到1937年4月，28岁的子文，才和山西省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的次女刘镜雄结了婚。1949年秋，安受毛泽东委托全身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筹备工作。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时，终因积劳成疾未能出席。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被选为中央委员，并由毛泽东主席提名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8月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9月康生主持下成立了专案组，对安子文的历史问题进行审查，不久被囚禁在秦城，长达6年之久。期间康生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61人案件和“销毁敌伪档案”案，“特务电台发报”案。1975年5月将安子文从秦城监狱秘密送上火车，流放到安徽省淮南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子文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不久到北京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1980年6月因病医治无效溘然谢世。骨灰撒到秦晋之间的黄河里。

       刘子义（1910—1966），原名苗从模，小名梨，佳县木头峪乡木头峪村人。父苗树，一生务农，仁义乡里很有威望。子义兄弟5人，排行第4，为人慷慨有奇气，乐善好施，疾恶如仇。1927年夏天，子义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木头峪村党支部书记，其家成了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刘志丹、谢子长、马明芳等人，都在这里指导过革命工作。1933年，国民党在佳县组织了“清党委员会”，策划逮捕共产党人。子义得知后，紧急报告中共佳县县委和陕北特委，并提出消灭地主民团、夺取武器、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意见。陕北特委同意他的主张，派马佩勋、高长久等配合行动。腊月23日，举行了陕北地区有名的“木头峪暴动”。之后，这支武装力量被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子义担任支队政治委员。1934年7月，参加了清涧河口战斗，身负重伤后，离开部队，在陕西省从事公安司法工作，达30余年。担任过绥德专区公安分处处长，陕西省保卫局局长，陕西省公安厅厅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政法办公室主任职务。1957年，在中央整风大会上，第一个揭发问题，被毛泽东誉为“武秀才”。1960年，以中央慰问团成员去西藏拉萨观光。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1978年8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为刘子义彻底平反，沉冤得到昭雪。

       张天恩（1910—1969），吴堡张家墕村人，陕北著名的民间艺人。在青少年时期，即兴编创了许多民歌，如《买菜》、《赶牲灵》、《跑旱船》、《白面馍馍掇点点》、《十劝奴的人儿》等。这些民歌流传国内外。张天恩又是秧歌能手。他扮演的蛮婆，吸收了戏剧丑旦的表演艺术，通过眼神和动作，把蛮婆狠毒、刻薄、蛮横的刁性，表演得淋漓尽致，令人忍俊不止。张天恩也是快板高手。吴堡宋家川——山西军渡黄河大桥快竣工时，他去山西赶牲灵。去时走了便桥，归来时便桥也拆了．大桥面上还盖着草垫，警察拦住了许多赶牲灵的人。这时，张天恩赶到军渡桥头。同行人都说，就看老张有何办法，不然的话，不得过去。天恩跳下车，走到警察跟前，打起快板，歌颂修桥方便群众，利国利民的好处，在场的领导、工作人员听得个个眉开眼笑，给予了方便。他曾编有《自由结婚好》、《种棉花》、《拥军》、《层层梯田修上山》、《饮水思源》等快板。张天恩曾多次出席地区、省上文艺汇演会。1959年随陕北民间艺术团到北京演出，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接见，中央文化部授予“民间文艺天才”的奖旗．会后，中央一些文化单位留他讲学、任教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山西柳林，后年高返乡，1969年离开人间。

       马师尚（1910—1974），纺织工业专家，米脂杨家沟人。先后在北京艺文中学、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8年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纺织系。1936年回国，在天津东亚毛纺厂、北洋纱厂、恒达纱厂从事技术工作。建国后历任天津国棉二厂布厂主任、华北纺织局计划处长、技术研究室主任兼国棉三厂、五厂总工程师、纺织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合成纤维厂工程师，以及中国纺织学会、河北纺织学会、天津纺织学会、天津化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早年怀抱“实业救国”志向，致力纺织业。建国初主持设计创建邯郸纺织厂⒂、石家庄纺织厂。1952年应聘参加北京国棉一厂、二厂筹建；赴东欧七国考察先进技术，洽购新式设备。在天津国棉二厂、三厂、五厂工作期间，认真研究老厂更新课题，完成许多技术改造、技术革新项目。为了人民穿衣问题，时时刻刻关注研究国际纺织工业动态。早在1962年就上下呼吁，建议发展我国化学纤维生产。1964年，接受天津市委聘调，以年过半百之躯去远离市区的天津合成纤维厂任总工程师，该厂全套设备都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的，由于外国专家毁约撤离，留下许多技术难题。他坚守岗位，与技术人员、工人同心协力，奋战攻关，终于按期投产，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1951～1964年，先后发表《轻金属梭的研究》、《提高梳棉机生产率的研究》、《论我国合纤工业的发展方向问题》、《试论纺织工业的发展方针问题》等40多篇重要论文。1952年应邀参加国庆节天安门观礼；多次出席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1971年瘫痪在床，仍牵挂纺织事业。在家属帮助下，翻译了许多国外最新纺织技术资料。1973年又写出《对棉纺厂技术改造的建议》、《日本涤纶生产的一些情况》等，为纺织工业献计献策。临终前还在整理《日本石油裂化生产和涤纶纤维生产情况》一文。“文革”结束后，平反了他的冤案，骨灰移入天津革命烈士纪念馆。

       刘金榜（1911—1935），米脂县早期红军领导人之一。又名振华，花石崖村人。1927年春，由崔凌汉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29年，米脂大旱，许多农民断炊绝粮。西区群众公推其伯父刘文章为首，聚集县城要义仓粮。县长陈钟鼎表面应付，暗地勾结井岳秀军队，于1930年杀害了刘天章。伯父的死使他认清国民党政府的狰狞面目，教育弟弟刘金喜、兄刘金阁、堂兄弟刘金成、刘金佐（国辅）、刘金川等先后参加革命，并以行医做掩护在石窑沟、武家坡、周硷、龙州⒄等地秘密宣传“闹红”，联络力量。1935年春节，参加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2月，随红军10支队、1支队返回米脂西区，参加组建红军23支队，担任了政治指导员。12月，23支队在磨石沟（今属子洲县）与86师某部遭遇。在激战中腿负重伤，由战友背着撤退。眼看要拖累同志，他忍痛让战士们留下自己速撤，战友们将他隐藏在一个山渠时，含泪离去。他被敌军搜索发现后残害，将其首级悬于绥德城门上，牺牲时年方24岁。兄刘金阁、金成，弟金喜、金川、金义都随23支队战斗。金喜、金川于1935年12月横山坡作战中牺牲，分别为20岁、19岁；金成战场被俘，被杀害于横山，年50岁；金阁1936年被敌捕捉，死于绥德狱中，30岁；金义在硬家湾战斗中牺牲，17岁。

       张驾伍（1911—1963），原名成德，米脂圪凹店村人，出身农民家庭。1928年考入米脂三民二中，由毕维周介绍加入共青团。1929年失学回家务农。1933年在马明方、郭洪涛回米东地区开辟苏区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支部书记和米东二区区委宣传委员，与郭文华、张汉武等一起“闹红”。在敌人围剿期间，钻山窑上寨子，昼伏夜出，沉着冷静坚持斗争。1935年夏加入红军15支队任经济员，后相继任6支队政委、红28军1团营政委、独立4营政委，随军在佳县、吴堡、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与国民党井岳秀、高桂滋、阎锡山军队周旋。1936年红军东征前后，带领4营三上神府，执行护送过往负责人和归队伤病员任务，多次打退敌人围追堵截。1938年赴瓦窑堡抗日军政大学1支队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任10队政委等。1943年返回延安，不久前往绥德军事学院任干部科科长。1946年，随抗大进入东北，调东北军政大学任大队政委，1947年3月任军大江满分校政委，以后随军南下，开办军大江西分校、湖南分校，任政委；1951年任22步兵学校政委，1952年任第一高级步校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央军委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少将军衔。50年代因病住院，胃切除2/3。出院后又投入工作，不要任何特殊照顾，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慕生桂（1911—1936），吴堡慕家垣村人。代名老任，老范。富农家庭。1928年高小毕业。1931年考入绥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因国民党封闭了绥师，他转榆中。先后任榆中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书记。1932年，榆林六中的学潮越闹越起劲，井岳秀大肆抓捕进步学生，他的身份暴露，陕北特委指令其回吴堡活动。他以郝家山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1933年，他任吴堡南区共产党中心支部书记，后任吴堡区委书记。1934年夏，中共吴堡县委成立，他任宣传部长。为了开展宣传工作，他以去山西考大学为名，向其父要得200块白洋，与王国昌在太原买了一部油印机，并给家中写信一封，假说他考入国立太原大学。信到家中，其妻到处传播此事，国民党以为共产党危险分子远离吴堡。其实他与王带着油印机和大量纸张密返吴堡，隐身于岔上村的地窖内，编印革命歌曲、《告白军同胞书》等宣传材料。7月，中共吴堡县委改组，他任书记兼秘书，带头把家里土地分了，又在全县斗争了一批反动地主，使吴堡大批农村成为苏区。同时粉碎了国民党86师、84师对吴堡苏区的两次围剿。不久，他被提任为吴、绥、葭、米（东部地区）中心县委书记。1935年7月，调清涧县任中心县委书记。同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他去汇报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之后，陕北省委任他为中共三边特委副书记。1936年1月17日，慕同三边特委军事部长刘景范率工作人员与警卫班，夜投保安县李家咀子村。次日凌晨被反动民团偷袭，突围时，他与警卫员光荣牺牲。时年24岁。

       李景波（1911.2.27—1944.7.6）名广年，字景（敬）波，幼名温儿，参加革命后代名白老婆（也称李老婆、老婆），1911年2月27日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李家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28年春，李景波考入绥德四师。1930年11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景波任中共绥德北6区的区委书记，在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郭洪涛、张达志等人的具体指导下，筹建了红14支队，创建了绥德北区红色根据地，打通了北到米脂、佳县，南接绥德南区、清涧，东连吴堡的红色通道。1934年春，李景波在陕北特委任秘书。1935年6月以后，先后任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陕甘晋省委秘书长、赴苏交通联络员（因密码丢失未到达）。1936年7月，奉命到定边担任了回民救国军的政治委员。1938年12月，先后任绥德特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和代理书记职务。1939年秋，359旅从敌后调回陕北，承担河防任务。绥德特委与王震部队紧密配合，展开了反摩擦斗争。景波同志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到民众剧团亲自指导排练《抗日歌曲大合唱》、快板《抗日救国十大纲要》、《棋局未终》等文艺节目。1940年3月1日，绥德专员公署成立。王震同志兼任绥德专区专员，李景波为副专员。1941年8月，李景波来到米脂县，亲自筹备、安排和领导了米脂县的三级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把爱国抗日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选为县参议长，并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1942年初，李景波调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这时陈正人部长因病不能工作，边区党的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审干等具体工作都由景波主持办理。当时，整风运动由于受康生的干扰，一些单位搞起了所谓的“抓特务”、“揪反革命”运动，延大是重灾单位之一。景波根据党中央决定，派李万春等到延大，把一大批被整为“特务”、“反革命”的好干部解脱出来，同时开始了严肃认真的审干工作，解放了大批好干部。1944年7月初，从不叫苦的李景波同志突然喊叫起肚子痛来，直痛的汗如雨下，经边区医院诊断，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同志们将他急送中央医院手术抢救，由于发现太晚，阑尾化脓，缺乏好药，病情愈加危急。西北局领导同志对景波的病十分关心，都到医院看望了他，同时动员全院最好的医生和外国专家尽力抢救。7月6日，李景波同志被二次抬上手术台，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间，终年仅34岁。李去世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44年7月16日，延安各界代表在延安南机川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45年2月27日，李景波烈士遗骨移送到家乡安葬。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了《李景波同志简略》，对景波给予很高的评价“景波同志一生革命，团结群众，受人爱戴，任劳任怨，奋斗不息，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谨择简略永远留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题词也刻在李景波烈士的纪念碑上，题词是：为党尽瘁，精神不死。

       白坚（1911—1968.12.11），靖边县镇靖人。1928年入党。同年考入辅仁大学，1930年8月1日，参加党所领导的天桥群众集会，被捕入狱。白性刚烈，为反抗狱卒虐待，被一刺刀戳掉两颗门牙。出狱后，继续做党的工作，曾任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等职。1932年，白被河北省委任命为保定团特派员兼保属团特委书记，参与领导了高蠡暴动。后在北平西城区、东北军骑兵第二师等处工作。次年6月，又被派往抗日同盟军任政治部组织部长。白在小汤山战斗中负伤。伤愈被派赴石家庄、上海工作。1934年，被派往陕北。次年初任陕甘宁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陕甘宁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期间，白先后任晋绥边区岢岚特委书记兼120师岢岚办事处主任、晋绥三分区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抗战胜利后，自从晋绥到东北，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等职。解放后，白被任命为中央华北事务部办公厅主任。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国务院机电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文革”中，被打为“高岗余孽”、“专政对象”，多次挨批挨斗，精神、肉体备受折磨。1968年12月9日，心脏病发作，便血，1O日晚被送入医院。11日，不幸逝世。

       吕玉书（1911—1975）陕西榆林县人。出身手工业者家庭。绥德四师毕业。1931年考入河北省立工业学院，1934年，他学成归榆，说服了高少安、张季鸾等人，出资办起了“榆林革新工厂”。该厂在榆林首次采用机器从事制革生产，同时实行了较为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后因时局动荡，资金不足倒闭。他随即赴西安等地谋业，先后在陕西省审计处、凤翔县征稽所、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凤翔县中学任职。1945年归榆，在榆林职业中学任教，并兼任实习工厂主任。榆林解放后，他参加军管委员会，协助解放军接收榆林工业，旋即出任榆林毛纺厂厂长。1952年果断地从天津、兰州购回机器、发电机，投入生产后，当年就获利润4800元，年产值219000元。1954年，又购回4台较为先进的机器；与此同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生产与管理有机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能力，使毛纺厂出现了第一次飞跃，年产值突破50万元大关。他乘势积聚财力，分别于1955年、1958年、1966年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建成“锯齿形”、“回字形”工房，拓展厂址4万平方米，总投资达50万元。同时进行了技术改造，采取更新设备，完善机构，充实人员，提高工人专业素质等措施。至1967年，生产4000枚纱锭，开设近10种产品，职工人数312人，产值达206.97万元，产品享誉全国，成为榆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他在致力于毛纺工业的同时，还任陕西省一、二、三届人代会代表、省人大财政审核委员、榆林县一、二、三、四、五、六届人代会代表、县人委委员、县政协委员。期间，他协同省、地、县其他代表，对榆林的潜在资源进行了多次艰苦细致的考察，向省人大呈交翔实的考察报告，提出了多项开掘资源、发展工业的配套方案（包括修建榆林火电厂、红石峡水电站、大修厂、水泥厂、氮肥厂等建设项目）、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可行性论证。提案批复后，他大力支持，积极协助，先后参加了开办榆林骨粉厂、水电站、电厂、榆林大修厂、氮肥厂的筹建活动。“文革”期间遭到冲击，批判、管制、下乡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4月27日，党彻底澄清了他的历史。1976年10月去世。

       朱侠夫（1911—1977），原名朱维昌，陕西省榆林县镇川堡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团支部委员，党的区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并受党的派遣，先后到西安、河北、绥远等地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奉命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不久回到西安，历任西北工委干部科长，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兼干部科长，米脂县委副书记、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榆横特委统战部部长，镇川工委书记，榆林工委书记。全国解放以后，先任榆林地委书记兼专员。1952年调任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甘南工委书记。1954年，调任青海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兼省纪监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党校校长。1977年7月23日，在北京逝世。

       郝登鸿（1911—1945.8），字云程，靖边红墩界乡填满梁壕村人。郝父懂人、兽医，常至蒙区为人、畜治病，很受欢迎。郝小时候也常随父前往，耳濡目染，学到一些医疗知识，对蒙民的生活习俗、礼节仪式了如指掌，且学的一口流利的蒙语。1922年，郝考入横山县第一高小。1928年夏毕业留校任教。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中共蒙古工委成立，工委书记毛泽民通过郝与蒙喇嘛毛罗札木苏的关系，于大石砭建立工作点。宋任穷、刘壁等曾在此工作。7月，郝受工委派遣，亲赴乌审旗王府做蒙古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1937年2月，乌审旗工委组织了52名蒙汉工作人员赴延安参观学习，郝与田万生带队。期间，毛泽东、朱德等看望了他们。参观学习结束，郝留中央党校学习。次年1O月，被分配到晋西北贺龙部120师工作，任师部联络参谋。1938年9月，郝被派到归绥，在伪安民救国军师长徐秉初等帮助下，郝化名乾光，到徐部王振铎团任团副官，以合法身份掩护，与归绥城地下党接上关系，组成支部，在日伪官兵中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并购买一批枪枝弹药运往大青山抗日区。1939年1月，绥远省委任命郝为归武边区区委书记，兼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是年夏，调至李井泉所部骑兵支队工作。在归武边区反扫荡斗争中，郝率骑兵支队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敌悬赏1000元捉拿他，不久，绥中地委任命郝为归武县委书记。1940年2月，郝受绥远省委派遣，扮蒙商由绥中出发，开辟大青山至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抵乌兰巴托后，因误会郝，以“敌伪嫌疑”入狱，辗转至莫斯科第三国际。在任弼时帮助下出狱。因健康欠佳，住院治疗。期间，第三国际总书记季米托洛夫看望了郝。后第三国际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留郝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2年学习结束后，郝到乌兰巴托，在中国工人俱乐部乌兰巴托办事处工作。1945年8月，郝等9人在蒙古人民军的护送下回国，向绥盟区所在地商都县进发。途经乌兰察布盟察哈右翼后旗境内杨贫村时，被土匪侯福居包围，郝在激战中牺牲。时年35岁。

       鲁贲（1912—1940），原名学增、字愚如，横山柴兴梁人。贲出生于豪门，祖进贤，清廪生，是当地闻名士绅，家在横山旧城，号称“鲁半街”。其舅父曹雨山也为本县政坛头面人物。鲁贲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地下党支部的青年委员。1928年考入榆林中学，因革命需要，他于1929年离开榆林，1930年出任横山县共青团县委书记，1931年春改任府谷县委书记。同年4月，与赵伯平同志取得了联系，恢复了榆中的党组织，9月，鲁贲即调任特委巡视员及团特委副书记。这年冬，他在米脂认识了安建萍同志，不久即在横山老家结为伉俪。12月，特委机关移至鲁家办公，他发动群众掀起了响水农民的抗粮抗捐斗争，事后因嫌疑犯被关进监狱，终赖其舅父雨山的大力营救，得以保释。1933年中秋，在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鲁贲当选为特委委员。12月11日，他去北平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李华生汇报工作，李即宣布将他调往绥远任团工委书记。1934年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深入铁路、煤矿向工人宣传革命。1935年再次调回陕北，任陕甘特委、关中特委书记。1936年春，服从组织分配，二次去绥远担任工委书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9月，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同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奔赴前线，担任晋察冀临时省委宣传部长。1938年1月，任冀中省委书记，4月21日，省委在安平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将省委改为区党委，黄敬同志出任书记，鲁贲任副书记兼民运部长。1939年，他接任党委书记，并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5月，率代表团奔赴延安开会。当一行7人横跨同蒲铁路行进到繁峙县一个村庄时，不意突遭日寇袭击，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他纵马跳崖，壮烈殉职。“七大”召开时，党中央专为鲁贲同志举行了追悼会，刘少奇、林伯渠等同志还为他送了挽幛、挽联。

       张鹏举（1916—1988）榆林城人，职中毕业后随其伯父张鸿儒学医，后自开诊所。50年代初参加工作，曾于1958年到省中医师资班深造、并随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全国著名中医刘惠明老师临症学习，得其真传。张精通中医理论、且处方严谨，曾多次到包头、兰州、银川、西安等地参加会诊，颇有名望。1974年王震来陕北，腹泻经久不愈，深以为苦，张以小半夏茯苓汤主之，一剂而有效，他曾为张德生、章泽、霍士廉、李瑞山等省级负责人治病，得到好评。后期本人注意对疑难杂症研究，曾以活血化淤理论治癌症，以补肾的原则治氟骨症，自治“除氟壮骨丸”，投放高氟区患者有良效。曾在各种医学杂志发表“二陈汤临床应用”、“中医避孕”、“癌症的中医中药治疗”等20多篇论文，本人多次被选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出席省第一届科技大会，获科技成果奖。临终前任榆林地区中医院副院长、全国中医学会理事、陕西省中医学会副会长、省政协委员。

       贾拓夫（1922—1976），原名贾耀祖，化名宏光、拓夫，神木城关人，出身寒苦。1925年入县立第一高小读书，次年夏由张友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1927年春，贾拓夫考入绥德四师。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被学校开除，从此走向社会，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委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陕北特委委员，团特委代书记。1930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1月即越狱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兼搞组织、宣传工作。1933年贾拓夫赴江西向党中央汇报陕甘工作，出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随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候补执行委员留中央工作。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任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长。其时，他多次向毛泽东介绍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对党中央确定向陕北进军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7月，长征到达四川毛儿盖、芦花地区。贾拓夫受命率工作队到瓦布梁子筹粮。当地藏民不明真相、逃匿一空，贾拓夫严令部下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族习惯，自搭帐篷露营。一藏民通司（翻译）深受感动，召回藏胞。工作队帮他们建立民族自治政府和革命武装，同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而按时完成了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贾拓夫协助王首道、刘向山接管了陕北苏维埃政府和保卫局，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妥善处理了陕北肃反工作扩大化问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贾拓夫先后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工委委员，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局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等职。期间，贾拓夫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西北四省及绥远省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于1939年先后编写出版了《回回民族>一书和《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抗战中的绥远》等5部材料、为党中央开展西北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建国后，贾拓夫历任中共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管会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市长、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他在经济工作上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协助陈云、李富春制定私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不随波逐流，因而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人又捏造罪名加害于他，贾拓夫坚持原则，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76年5月7日，在北京郊区惨遭暗杀，并被毁尸灭迹，终年仅54岁。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贾拓夫彻底平反昭雪，并召开了追悼会。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致哀。薄一波在悼词中说：“贾拓夫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是我党一大损失。”他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合帮（1913—1967），清涧石盘乡人。农家出身。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党。1935年，任安定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绥德警备区持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书记，中共绥德地委副书记等职。1945年4月，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了“七大”会议。会后任陇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6年，中原5师和359旅遭到敌人重重包围，李先念、王震奉命率部突围，向陕甘宁边区转移。陇东地委和军分区遵照中央指示，在李合帮领导下，会同警3旅分兵数路，前往国统区宁县、泾川、镇原等地游击策应，胜利会师。1947年，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向边区全面进犯，陇东地区在他的领导下，全体军民面对强敌展开了顽强斗争。1949年5月，中共陕北区党委成立，李任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党委会研究确定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寄发的致敬信，颂扬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同月26日，毛泽东同志亲自复电、肯定了陕北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指出了今后奋斗的方向。1950年之后，历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等职。1956年，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67年7月1日，因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含恨去世。1979年3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为其补开了追悼大会，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人送了花圈。

       田树南（1912—1970），字蜀泉，榆林县城人。一生从事水利事业，是发展陕北水利建设事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榆林职业中学，毕业后，到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市政水利系学习。1939年毕业时，先后在四川、陕西、甘肃水利部门工作。1940年，他从四川回家乡，与陈靖工程师从事陕北水利的总体勘测。1941年他与冯大鑫、孙克绍等工程师，直接参与了贯穿无定河南北的当时陕西第一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定惠渠的兴建。1943年夏，定惠渠上段（赵石崖至马坊）工程告竣，把历史上素称为“无用河”的无定河水引入渠道，灌溉良田。1944年，他与冯大鑫、孙克绍、董正学等工程师负责修建了定惠渠下段工程，沟冲刷闸、八里塔土渠、党岔渡槽等，增灌12万亩水地。施工前大部分外地技术人员外调，严重影响工程进度。为此他提出就地培训技术人员，主办了为期半年的陕北水利工程人员训练班。他亲自担任讲师，传授灌溉工程、材料力学、测量绘图、施工管理等技术知识，为陕北水利事业培养了第一批初级技术人才。1942年，他又与冯大鑫、孙克绍工程师领导修建陕北第一座圬工拦河水大坝工程。在总体设计、勘测位置、施工审定过程中，他严谨的推理，透彻的分析，为该工程顺利建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在水坝合拢之际，由于土坝围堰渗水严重，采用投石堵口失败，他费尽心思，提出在拢口两端砌石槽、顺槽投放木板，闸住渗水再在拢口中间河底上用石料砌暗渠排除空水的建议，经过施行，获得成功。

       “文革”期间，因工程事故入狱，屡次上诉，意欲澄清事实真伪，但终未获释。1970年2月，含冤去世。逝世前，曾留下遗嘱让儿女把他生前珍存的水利书刊和资料，献给地区水电局，作为他最终的一点贡献，表现了一个忠于水利事业者的赤诚之心。1979年榆林地区审干办给他平了反。

       高波（1913—1948）原名如华、连峰，生于米脂东街一裁缝之家。1930年赴西安找到杜斌丞，作警卫、副官。1934年入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次年毕业后到杨虎城部队任排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随同常黎夫到延安，入抗日红军大学，在校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任八路军烽火剧团团长、留守兵团宣传科长、警三旅民运股长。1942年冬，随警三旅攻打靖边宁条梁，率宣传队奔赴前沿，鼓舞士气。战斗胜利后，奉命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的新11旅1团政委。该部旧有成员良莠不齐，思想复杂；团长赵级三被迫起义，心怀叵测。他从大局出发，掌握动态，积极从事政治教育。1947年春，在马鸿逵骑兵进犯定边时，巧施空城计，以少胜多，首战告捷。4月3日，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一团奉命撤离定边，转移南山。赵级三投敌叛变，以开会之名诱捕高，押至银川监狱。5月，被转至兰州国民党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与同狱解放军被俘团长王振川组建狱中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1948年5月，由西北长途押解江苏镇江金山寺国防部训导所，行前赋诗：“本为民除害，那怕狼与狗。身既陷囹圄，当歌汉苏武。”在镇江狱中，主动与秦明等党员承担领导责任，后来策划掩护李魁子、张汉辉等越狱成功。敌人以此再施酷刑。在迫写“自首书”时大书“回解放区”四字；用口琴高奏“苏武牧羊”曲，高唱边区歌谣。敌人气急败坏，以“长期感化无效”押送南京。10月下旬，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刑前给爱妻留下诀别信说：“我的身体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去了，我的革命灵魂却永远不会被反动派毁伤！”

       裴仰山（1913—1982），子洲县驼耳巷乡新庄村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仰山出身寒苦，12岁便给地主牧羊，饱尝人间之苦。1926年正当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仰山跟堂兄裴仰斗开始了秘密活动。1928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起初只有他和裴仰斗等四、五人，用红军的名义散发传单，配合赤卫队到白区拉豪绅斗地主，杀坏人，出布告。当时在驼耳巷沟一带群众中秘密地流传这么一句话：“穷苦人民要出头，投奔仰山和仰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先后在秀延县任工委书记，在米脂、绥德、吴堡、清涧等县任县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仰山被调到冀东地区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建国后在唐山市和河北省委工作，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和维护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的纯洁，提高党的战斗力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1961～1962年的甄别平反的一次省委会议上，仰山尖锐地指出：“河北省1959年整风反右倾完全搞错了，应该给受害的人平反，给冤死的人昭雪，我们党这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出问题，主要是吃了极左的思想的亏……”。裴仰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游斗和残酷的迫害，使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仰山始终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直到病危期间，他还关心着河北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

       高敏珍（1914—1963）女，米脂城北大街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同尤祥斋到张家口参加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任副主任；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返北平与共产党员蔡子伟结婚，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4年10月，转陕甘苏区。次年春，调安塞任陕北团特委妇女干事。秋季，在“左”倾肃反中无辜入狱，10月份由长征到陕北的党中央救出。1936年春调中央妇女部。1937年1月，随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妇女部工作。1938年3月8日，出席边区第一次妇代会，当选妇联委员。7月，担任妇联组织部长。1939年1月，出席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当选参议员。秋季，受国民党特务诬陷，与丈夫再次入狱，受长达5年之久的审查。1944年3月，毛泽东得知情况，指示释放并宴请了她，安慰说，我们没有经验，上了敌人的当，现在弄清了，好好工作吧！她对党毫无怨气。在为中央党校师生讲话时说：“母亲有时会委屈儿子，但并不是不爱儿子，难道儿子能去抱怨母亲吗？”帮助其他在审干中蒙冤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袱，1946年任边区妇女合作社副主任。1947年延安光复后，迅速恢复了合作社生产活动。1951年任西北妇联委员兼生产部长。1954年调任中央农业部植保局副局长，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深入云南爱尼山寨调查研究。1961年身患癌症，仍同王观澜去陕西下乡。1963年病逝。

       王再兴（1914—1965）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政委。又名瑞兴，生于米脂城北街一个小商家庭。1928年经毕维周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赴榆林上省立六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榆林市党支部书记。井岳秀大肆逮捕、杀害革命者时，不畏白色恐怖，继续从事地下活动，被校方察觉。在敌人下手前，迅速安排有关同志转移，离校到横山，继赴山西。1931年进平遥织布厂当学徒，和工人广交朋友，积极参与罢工，迫资方用银元代替不断贬值的晋币发放工资。1933年后，奉命到汾阳教导团、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活动，后成为吉鸿昌副官，随军抗日。9月，同盟军被日伪、国民党军队夹击失败后，转到天津中共河北省委，从事交通联络及国民党25军的兵运工作。1934年，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回陕北特委协助工作。1935年4月任红5支队政委，活动于绥德、吴堡、清涧、佳县等地。12月，红五支队改编为刘志丹红28军的1团后任政委；代表该军出席陕甘苏维埃代表大会。1937年初秋，红28军缩编为八路军120师716团时，任营教导员。后任宋时轮、邓华支队团政委，东渡转入雁北、冀东打击日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曾连克平谷、昌平、赤城3县。1940年任绥德保安四团政委。194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毕业赴绥远，任绥中分区地委书记和绥蒙骑兵旅政委。在大青山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选择情况复杂的武川县大滩打击反动势力，开创局面。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共和平谈判绥远集宁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陇东军分区副政委、庆阳地委书记。建国后任甘肃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6年以后任总参测绘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政委，为部队培养军事人材辛勤工作。1965年患胃癌逝世于工作岗位上。

       刘素菲（1914—1967）府谷县城人。出身小商家庭。1928年入府谷南门高小。不久，加入共产党。1930年春，考入榆林女子师范，成为府谷历史上第一次外出求学的两个女子之一。1933年女师毕业后，她先后到延安、汉中和咸阳教书。1936年西安事变后，素菲在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以杨虎城夫人谢葆贞为首的西安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初，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考入抗日军政大学，其时，因组织关系中断而不能参加组织生活，于是，同年5月由刘文蔚同志介绍，她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抗大毕业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妇委会工作，先后担任秘书、宣传部长。1938年11月，素菲与刘澜涛在延安结婚，随后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任中共北岳区党委妇委书记兼北岳区妇女部长。1945年夏，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并光荣地出席了七大。日寇投降后，她随组织跋山涉水前往张家口，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1946年随军迁往老根根地河北省阜平县，在中央局组织部工作。随后，她深入基层，参加了边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1947年春，中共工委到达阜平，素菲向中央工委全面汇报了晋察冀边区妇女工作，受到了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赞扬和鼓励。1948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由陕甘宁边区胜利转移到阜平，索菲荣幸地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书记的接见。1948年夏，素菲调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处长、华北局妇联干部处处长。1955年又调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她忠实地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勤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被上级称之为“很好的组织部长”。1960年冬，素菲调任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西北局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1964年，她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6年，波及全国的“文革”动乱伊始，素菲同志首遭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诬陷和迫害．1967年12月31日，跳楼自杀。时年52岁。1978年，党为素菲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并于1982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惠中权（1915—1968），清涧县下廿里铺乡将军沟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吴堡县团委书记。1937年，调任甘泉县委书记。1941～1943年2月，任靖边县委书记。他带领靖边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成绩斐然。他提倡搞水漫地，用植树造林的方法防风固沙，发动群众大量栽种沙柳、柠条等，并开始经营杨桥畔的引水拉沙工程。此外，针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提出了“一驮盐、一匹布，一斗盐二斗麦”的口号，即发动群众开展运盐活动，兴办供销合作社。一驮盐可换回一匹二兰布，净利25000元，一斗盐可换回二斗小麦。惠中权这种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并为他题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八个大字。1944年中权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华南垦植局党委副书记，林业部常务副部长等职，为新中国农、林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1968年4月1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享年53岁。1974年6月，林业部为其平反昭雪。

       刘国辅（1915—1981）又名金佐，米脂花石崖村人，贫农出身。1935年8月，受米西革命斗争影响，由堂兄刘金榜引导，参加陕北红军23支队，10月，由牛刚、刘金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7年7月担任战士、班长、文书、统计员。在艰苦岁月里，他跟随红23支队、红28军转战陕北、晋西北、甘肃平凉等地；在直罗镇、劳山战役中出生入死，英勇作战。1937～1945年，转战晋察冀，历任八路军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龙赤区队政委等，曾随120师716团参加三原、山西宁武战斗；赴山西左云县吴家窑区开展敌后抗日工作活动，率战士掩护伤病员突破敌人包围，随晋察冀4、纵队宋（时轮）邓（发）支队、平西12支队、平北龙赤区队、平北分区44团等部队在山西、河北一带打击日寇。1946～1949年，历任团政委、师副政委、政委，率晋察冀边区5旅40团、19兵团2纵4旅12团、19兵团65军补训师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在张家口等4次重要战役中，果断指挥，重创敌军，战功卓著。建国后，历任65军193师副政委、第一战车编练基地政委，大同装甲兵学院干部部长、北京第一坦克学校副政委；第二坦克学校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79年8月离休。

       杨清（1915—1983）府谷县付家墕乡深墕村人。1936年榆中毕业后，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此间，曾获文科檀香山奖金及学士学位。1941年，又入重庆中央大学研究院学习，2年后获硕士学位。1943年9月至1950年7月，先后在四川白沙子师范学院、南昌中正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北大学任心理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50年9月到东北师大任教至终，并在该校两次担任教育系主任。杨在心理学领域著作甚丰，所著《心理学概论》为高等学校通用专业教材。另一专著《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198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重视，曾一再重印，1981年被辽宁人民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合评为优秀著作。此外，他还在本校和全国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翻译了大量英、法、俄、德外文资料，与别人合编了《教育心理学大观》，合译了《认知心理学》等专著。在晚年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仍然主持编写了《简明心理学辞典》。杨除任教授外还有很多社会兼职，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吉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及《心理学报》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心理学史》副主编等职。同时还历任长春市政协常委、民盟吉林省委宣传部长、民盟东北师大支部主任委员等职。1983年6月3日病逝，享年68岁。

       柳青（1916—1978）吴堡寺沟村人，现代著名作家，本名刘蕴华，字东园。1928年随兄到米脂县高小读书，5月入团。1930年夏，考入绥师。后国民党封闭学校，他返家半年。1931年考入六中，1934年夏，考入西安高中，自学俄文。经常写散文、诗歌，介绍苏联文学、翻译短篇小说，发表于报刊。1935年，他是西安高中学生会负责人，是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大量撰文鼓动学生援助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1936年12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学生呼声》主编，发表了节译的《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并首次以“柳青”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待车》。1937年，高中毕业，担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战鼓》的编辑。参加西安青年文协党团工作。1938年5月至1939年7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海燕”诗歌社秘书、民众娱乐改进会秘书，做机关党的工作。翻译了西班牙小说《此路不通》。后与刘祖春等人赴晋西北前线采访，发表过不少通讯报导。8月到晋西南任部队文化教员。1940年10月回延安在抗联会工作，先后写了《地雷》、《被侮辱了的女人》、《喜事》等10多篇小说。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2月到米脂任乡文书。工作中，产生了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的思想感情。1945年3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米脂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的手稿，也是在这里完成的。1948年10月，他以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中的一个粮店支前活动为题材，花了8个月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于1949年写成了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8月，柳任长安县委副书记，1953年3月辞职而定居于皇甫村。在这里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创业史》的第一部。1960年4月将16065元稿酬，捐给长安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1966年秋，他先被列为“黑作家”，后关进“牛棚”4年之久。他的家被捣毁，伴侣马崴被迫害致死。自己病势日重，身体渐衰。1972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他精心修改了《铜墙铁壁》和《创业史》。1978年5月，去北京治病，但因体质太差，病情严重，于6月13日下午5时与世长辞，享年62岁。柳青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地雷》；散文特写集《皇甫村三年》；中篇小说《恨透铁》；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创业史》被译为日、德、意、西班牙等多国语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王学礼（1917—1949），神木王家庄（今贺家川镇）人，上小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陕北工农红军，1937年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历任八路军120师警备6团政治部主任、警一团组织科长、营教导员、警五团政委，一野11师31团团长等职。王学礼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参加过著名的陕北甘泉战斗、靖边战斗、榆林桥战斗、延安战斗、杨家源战斗及1936年东征山西的总九峪战斗和西征的陇东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柠条梁战斗、安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又参加过著名的荔北战役、扶眉战役。1949年，国民党在各个战场连连失败，甘肃马步芳等退守兰州一隅。8月，解放军挺进兰州，王学礼率31团担任主攻沈家岭任务。沈家岭号称兰州锁钥，形势险要，防守坚固。8月26日，王学礼亲临前沿，率全团指战员向敌发起攻击，冲破道道防线，把红旗插上沈家岭顶峰，又击败敌人连续10次反扑，保住了阵地。然而，就在兰州即将解放之际，在追歼残敌的战斗中，王学礼不幸被流弹击中阵亡，时年32岁。兰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王学礼的遗体安葬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李赋丰（1918.11.29—1966.11.13）西安市人，祖父李桐轩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西安易俗社创始人，父李约祉爱国学者、叔父李仪祉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舅父张季鸾是著名报人，哥哥、姐姐都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就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抱负。李少年时代曾在北京、天津度过，就读于南开中学和辅仁大学附中，后在叔父的建议下学了水利，1941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水利系。起先在陕南城固参加清惠渠修建工程，1948年夏到台湾考察，1948年冬到陇县测量i开惠渠，1949年9月又到洛惠渠工程处当工程科长，1952年3月来陕北任绥榆水利工程处总工程师。参与了定惠渠、织女渠、榆惠渠、云惠渠、绥惠渠勘察设计工作。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随遇而安，下乡后一般都吃住在群众家里。1958年秋陕北连降大雨，长城以北的刀兔海子有决口危险，当时红石峡拦拱堤尚未经过洪水考验，一旦溃决，榆林城西就有被淹没的危险，为了掌握情况，他日夜守在电话机旁。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在新桥水库工地，他每天工作到深夜，饿得实在睡不下，就煮得吃一点洋芋，一次他从新桥工地回榆林汇报工作，专员杨在清见他的裤子开了个大洞，特批给他一块布料，在当时每人只发1尺8寸布票的情况下，组织上确实照顾了他。1961年11月，为选择神木云惠渠首改建工程的最优方案，要到窟野河对岸察看地形，他带头淌过冰冷刺骨的河水。在“大跃进”的年月里，他坚持科学态度，使国家少受了损失。1958年在甘肃省武山县引洮工程的影响下，各县也想引水上山，榆林县确定从龙眼引水上山，浇灌青云山沟和赵庄沟分水岭到三岔湾村顶，地区水利局派了两位技术员去勘测，结论是水源不足，渠线长，还得越过几条大沟，工程十分艰巨。听了同事们的汇报，他立即找了县委书记刘咸珠，终于制止了这个引水计划。清涧县委动员3000多人在几处不宜打坝的地方修筑高坝，技术员屈有林同志多次提不同意见，均被拒绝，李赋丰下去详细看了每个坝址，否定了县委的意见，从而减少了损失。在“左”的思想盛行时，李怀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心给省水利厅营建勋厅长写了封长信，对陕西水利工作提了些建议，并提了一些对大跃进的看法，这便成为事后的“反党万言书”。“文革”期间，他被指为“漏网右派”，受尽凌辱。在李赋丰主持地区水利局技术工作期间全区共修了5000亩以上的渠道20多条，有效灌溉面积达74.33万亩，水土保持初步治理面积5427.2平方公里，水井6137眼，其中机井811眼，川地基本实现了水利化，水地上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区的一半，这些，李是有功绩的。

       李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知识分子，对陕北艰苦的工作环境他从没叫过苦，多年住办公室上灶，全部家当是一床铺盖，两只破箱子。平时他对孩子要求极严格，60年代一个冬天他领孩子们上街拾粪，暑假孩子们放假回来和他团聚，一家六口办公室挤不下，就临时找了一眼窑洞又借了两床公被让孩子们自己拆洗干净。1965年在北京上学的女儿患病住院，当时他正在西安开会，会一结束立即连夜赶到北京，看到女儿病情缓解，立即返回陕北，在北京只待了24小时。1966年那场灾难中，他被打成“三反分子”、“漏网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一份一份写检查、上纲上线，“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均无济于事。他被拉出去游街，戴着高帽子、用草绳拴着让他的老伴拉上，就这样他还没有倒下。打击接踵而来，北京上学的女儿因家庭问题被批判，年已九旬的老父80岁的老母，被抄家并撵到农村，家里被洗劫后，书籍和资料被付之一炬。11月10日被工作组叫去谈话，向他宣布“开除党籍”，还扬言要开除“公职”，回到家他流着泪写了一张纸条“只要给我一线希望，我还要为人民服务”。让老伴贴到工作组门上，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当初中毕业的大儿子因受株连要送到北郊农场去接受改造，他把一双自己亲手做的布鞋塞到儿子挂包里看着儿子离开后自杀了。1978年8月中共榆林地委决定给李赋丰平反昭雪．8月8日在地委礼堂为李补开了追悼会，许多人从各县赶来。当大家听到“终年48岁”时，不禁掉下泪来。1984年7月23日，李的全家在沣河边举行了一个短小的仪式后，把他的骨灰撒到沣河里，让他永远和水为伴。

       杨增占（1919—1964），陕西横山县粉房台公社杨老庄人．揽工出身。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横山县担任过乡长、指导员、公安助理员、区长。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来榆林，历任小纪汉、牛家梁区委书记、县建设科科长、农林水牧局局长、牛家梁农场场长，被群众誉为征沙治水的“土专家”、“硬汉”。1957年，他担任农林水牧局局长期间，提出兴修水利，治理沙漠，开发榆东渠的方案。为了提供可行性依据，他多次深入榆溪河上游东岸沙漠腹地，徒步踏勘，提出了“引水拉沙，开渠造田”的计划，得到了当时县委书记刘咸珠的大力支持。不久，他背着电话机，拿着标杆，带领民工，组成先锋队进入沙漠。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与农民技术员马柱才、高老八等人，发明了“以水补水、以沙补沙、边开渠、边拉沙、引水拉沙”开辟渠道的新方法。经一年时间，开凿了一条陕北历史上罕见的沙漠“运河”——榆东渠。该渠长35公里，起源于红花渠提水坝，流经四道河子，三道河子，头道河子，沿途征服了沙丘600个，形成500个自然海子，200多人工湖泊，造田43万亩。1958年6月25日，《陕西日报》以“征沙治水硬汉”为题对他的先进事迹作了报道，同年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被誉为征沙治水的“土专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9年，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3月25日，积劳成疾谢世，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杜衡，又名杜振庭，杜振清，佳县店镇乡贺家沟人。18岁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绥德第四师范就读，学业成绩优秀。1925年到石谦部队做兵运工作。1926年到西安，承担中共陕甘区党委秘密交通。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以陕西省委特派员，到绥德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建立中共陕北特委。省委要求，要在选举中产生特委书记，他本人可以作为候选人之一参加选举，但到了陕北，他却宣布省委指定他担任陕北特委书记。因此于1928年4月间，在绥德县苗家坪南丰寨（现属子洲县）召开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陕北特委会，杜衡任了特委书记。1929年3月，省委在渭南县陈家滩召开会议，决定杜衡等3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作了陕西问题决定案，指定由杜衡担任陕西省党的临时省委书记。7月从上海回到陕西，在渭南县辛田市召开会议，决定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杜衡任省委书记，1931年3月26日，撤销省委书记职务。1931年8月初，省委进行改组，又担任省委书记，1932年8月1日，中央通知杜衡为陕甘边游击队主要负责人。1932年12月23日，省委决定杜衡担任工农红军第26军政治委员．1933年杜衡命令红26军南下，渡渭河经临潼到商洛一带，被杨虎城部打垮，只剩刘志丹、王世泰等4人回到照金根据地。1933年7月28日杜衡被捕，叛变投敌，曾写过“自白书”和“陕西共党沿革”。1949年全国解放时逃台。死于台湾。

       姚以壮（1926—1973.4），靖边县镇靖人。在榆林中学、绥德师范读书期间，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40年7月入延安师范学习，次年回家乡当了小学教员。教书中，与李季一起搜集素材编写了《张有雄转变》、《有力出力》、《反巫神》等10余个剧本。其中《反巫神》于1944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教劳动英雄会调演节目，在演出中获剧本创作甲等奖。1946年，姚调至《三边报》社，再次与李季一起从事创作活动。次年入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时，姚与报社诸同志一起用毛驴驮着石印机和马莲纸，坚持出版报纸。1949年西北解放后，姚调《宁夏日报》社任副总编，1955年与李季、朱红兵合作了长诗《银川曲》。该曲于次年在《延河》发表，后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姚陆续出版发行的文艺作品有大型现代秦腔剧本《人间天上》、《西吉滩》、《玉凤簪》等，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六盘山》—1979年搬上银幕。“文革”初，姚创作的剧本《西吉滩>受到严厉批判（1978年予以平反），姚的精神、肉体上遭到残酷折磨。后经审查，恢复工作，姚继续到山区、牧区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创作了话剧《黄河战歌》等。1973年3月，姚在参加银南地区文艺调演大会期间，不幸患急性病，于4月26日逝世。姚生前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电影协会理事等职，曾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安定山（1927—1983），绥德城内人。生前为包头市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包头市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总会会员，包头市医疗纠纷技术鉴定委员会中医专科小组组长，内蒙科研成果电热针协作小组成员。他于1942年开始业余学医。后拜包头市名老中医陈清濂为师。1953年毕业于包头市中医进修班。他从医40余年来。曾撰写出《针灸学临床心得讲义》、《针灸学讲义》等约50万字，曾用古代“九针”及现代“电针”、“电热针”治疗小儿麻痹、经筋疾患、外伤性下痿、中风半身不遂、聋哑、肿瘤（良性）等疾病，都取得效果。尤其对小儿麻痹，疗效更为显著。为此，罗马尼亚名医亚历山大·万瑞达于1957年3月，通过中国政府函索针灸对小儿麻痹的具体疗法。安曾绘图、照像附以说明寄出。1958年，苏联专家舍夫琴柯，患腰脊经筋疾患，几经我国各大城市治疗，仍疗效不佳，后其用“太乙神针”，灸治而愈．1956年，安定山首创“电刺疗法”，对治疗虚性疾患有独到之处；1971年研制成功中药驱虫剂“蛲蛔净”，疗效显著；1979年在中草药剂型改革中。研制出治疗风湿痹痛，跌打扭伤的内服剂“通经活络膏”。安定山在历年临床实践中发现某些有特效的新穴位10个，其中“叉气”穴的治疗，据包头市工人医院贾文清、王凤贤二位西医外科大夫在《“叉气”穴治疗22例扭伤总结报告》一文中报导，痊愈率为86.4％，有效率为100％。1979年他在《包头医药·中医专辑》发表的《电针治疗37例小儿瘫（麻痹）疗效观察》一文，获包头市科技成果4等奖，并于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学术会议上交流，后收入《学术会议资料选编》中。1981年9月在出席贵阳召开的“全国针灸会议”上，他作了“针感传导”表演，并录了像。1982年在《中国针灸》第二卷、第三期发表了《电针、中药、功能锻炼三结合治疗三例外伤性截瘫报告》一文。多年来，他曾多次为有关医院主治医师以上及其他卫生工作者作过理论讲授及临床辅导，培养出不少高级医学人才。

       苗秀山（1930—1981）子洲县人。1948年2月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出任米脂县委书记。任期内，他深入基层，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下真功夫，对农田基建、“两杂两薯”推广、种果树3件事，抓住不放。为便于指挥农田基建会战，曾把县委办公点设在高渠村，半月20天不回家。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全力推广玉米、高粱、洋芋、红薯良种，从选种、制种、示范、推广到田间管理，环环紧扣，层层落实。经过全县上下齐心苦战，1973年米脂首次粮食自给有余，不再吃“返销粮”；1977年粮食总产首次突破亿斤关，洋芋一跃成为米脂“拳头”产品，最高亩产达1.2万斤，可作主食副食，又可加工粉条，远近知名。群众亲切称老苗是“洋芋书记”。他看准了苹果生产的长远利益，督促队队栽果树，建果园。他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在群众中间，随身一把锹，走那干那，推车铲土，担水抗旱，一身汗水一身黄土。1977年9月，杨家沟公社暴雨山洪，许多农田基建工程冲毁，庄稼倒伏。他正在姬岔公社下乡，闻讯立即乘车回县城，水未喝一口，又直奔杨家沟。从公社所在地到侯家沟，道路冲坏，便挽起裤腿，扛着铁锹，带领公社干部踏着淤泥积水和烙脚的乱石步行20多里，察看灾情，给群众送去安慰和救灾办法。他工作大胆，勇于负责，律己严，要求干部亦严，发现错误不留情面。同时任人唯贤。经他建议，把一个因工作问题受到批评、撤职，仍勤恳工作的干部重新提拔到县级岗位上来。1978年后提任中共榆林地委副书记。1981年患癌症去世。

       刘燕贞（1931—1953）女，绥德名州镇人。生于北平，1943年随父刘杰三回陕北。1944年毕业于绥德师范后即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八路军120师独立1旅“战力”剧社、120师师部京剧队、晋绥平剧院、延安平剧院（后改西北京剧院）、西南军区京剧院当演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贞自幼聪慧好学，绥师读书为班里的优等生，特别擅长文艺。参加八路军后，本来是搞音乐工作的，但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改学了京戏。燕贞利用她文化水平较高，艺术素质较好、对剧情及角色理解能力较强的有利条件，在延安连着主演了《逼上梁山》、《武大郎之死》、《红娘子》等几个戏。尤其是她在《武大郎之死》一戏中，把潘金莲（该戏中潘是正面角色）的人物形象表演得栩栩如生。建国初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看了燕贞演出的《武》剧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刘燕贞在京剧表演艺术上有造诣，有成就。燕贞是主演青衣的。她的表演细腻，唱腔优美，感情真挚，塑造人物性格准确，再加上扮相俊美，每每一出场就能紧紧抓住观众，陕甘宁边区时就有“陕北的梅兰芳”之称。燕贞曾多次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194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米脂杨家沟开会时，她为周恩来、贺龙、陈毅等领导人作了清唱表演；同年12月25日，4毛泽东主席在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报告的会议期间，她又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并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51年她又带病在西南军区为贺龙等领导同志演出时，贺龙表扬她说，你们处于那样的家庭，几个姐妹都参加了革命，很不简单……之后，贺龙同志又特意让自己的医生为她诊病。刘燕贞曾在听取毛主席《对晋绥平剧院的讲话》时，作了详细记录。此记录稿现收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燕贞为党的文艺事业走完了她短短的一生，终年时仅22岁。燕贞姐燕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话剧演员、艺委会常委；妹燕平，女高音歌唱家，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副团长。三姊妹堪为三颗艺术明星。

       张毓华（1932—1983），陕西榆林城内人。出生于破落的手工业者家庭，1949年6月入伍，先后在西北地区参加过生产建设，后勤运输，作战剿匪，医疗救护等工作，多次立功受奖。1956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学校毕业，自愿到新疆疏勤县驻军第12医院工作。经20年，历任助理军医、军医、主治军医。1960年入党。被少数民族誉为“我们的白求恩”。在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出诊期间，他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高寒缺氧引起的高山反应，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抢救危重病人。南疆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艰苦，他致力钻研经济、简便、安全有效的新疗法，无数次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直至熟练掌握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多种简易疗法。他独创的“氯奴林”穴位封闭法，对治疗气管炎，哮喘有特殊疗效；“头三角”针刺，治疗神经衰弱，获得军区科技奖，《人民军医》刊载他的论文。此外他配制药物，用当地苦豆子汁，治疗皮肤病；用蚯蚓加白糖治疗腮腺炎。有一次急中生智，用牛粪烤热热敷治愈一妇女肠痉挛。据考察记载从1979～1983年，仅上班时间用新疗法救治患者达21403人次。1959年冬季，他用手指为一个普通的结核脑膜炎病人抠大便，整整坚持了三个月，病人感动的泣不成声，不住地说“解放军医生就是好”。为了方便患者，他在自己家中办起了“家庭义务门诊部”，接待附近的病人。他生活俭朴，对病人却常常慷慨解囊，曾为一个病人就付过30斤粮票，100元钱。据“解放军报”报道，无法统计他为病人买过多少次饭票，补品，赠送多少件衣物；交多少次住院费、治疗费，治愈多少个病人。《喀什日报》记者感慨地说“参加工作30年，第一次含着泪进行采访”。他的人生轨迹，是用无数个血汗点凝结而成。据档案记录，他入伍34年，多次被评为模范护士，生产模范、工作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好军医、优秀党员，并荣立三等功5次，受嘉奖7次。1982年出席南疆军区“双拥”代表会，1983年被评为乌鲁木齐部队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同年7月，新疆电视台播放了他的录像镜头，《新疆日报》、《喀什日报》、《战斗报》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1983年8月10日，一场意外的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噩耗传开，当地维吾尔族人，用本民族最隆重的礼节表达哀思，男的40天不刮胡子，女的40天不梳头。出殡时，数百名群众悲号、呜咽、身穿素服送葬。他逝世以后，为了表彰他的模范事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授予他“全心全意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好军医”称号，《陕西日报》、《榆林报》发表了长篇报道。榆林县政府发出了向他学习的通知。1985年他被载入《喀什年鉴》。

       庞国兴（1940—1965），子洲县裴家湾乡宠家沟村人。1960年国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苦练杀敌本领，先后被评为神枪手、投弹能手和生产标兵，196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2年10月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庞国兴所在的9连奉命夜袭西山口，清除印军据点。西山口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印军选派了王牌部队在此固守。正当9连趁夜幕向西山口的无名高地冲击时，庞国兴等3人进入敌人腹地与大部队失掉联系，国兴当机立断。组成三人战斗小组，自任组长，主动向印军袭击，他们看见西山口的印军爬在三门榴弹炮上疯狂地向人民解放军反击部队射击，就从侧面包抄而上，选择有利地势向敌人突然袭击，迫使敌人丢下大炮，抱头逃窜，缴获大炮3门，汽车2辆，和其它军火器材，拔掉敌人一个火力点，接着国兴又率领两位勇士向逃敌猛追，缴获电台4部，望远镜、瞄准器、军用地图等大量战利品。然后又沿着公路爬上一个高地，发现这里是印军的一个榴弹炮阵地。他们急中生智，决定运用空城计，即一人大喊大叫虚张声势，两人猛烈攻击，致使敌人摸不清底细，以为重兵压境，所以丢弃了阵地仓皇逃窜。夺下这个阵地后，山顶上还留一股顽敌向我军疯狂扫射。庞国兴举枪射击，毙敌军指挥和两名射击手，随即3人冲上去占领了制高点，掩护我军主力向前追击，很快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为了表彰庞国兴的大智大勇，兰州军区给他记了一等功，国防部授予他“全军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9月在某地军训中不幸以身殉职。

       高东丽（1954—1976）女，烈士。米脂磨石沟村人，出生在一个解放军干部家庭。1972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空军驻唐山某部通讯营二连担任守机员。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一带发生7级强烈地震。意外灾害袭来时，她在电话总机室值班，地晃楼摇，危在瞬间，跨一两步就可以跳出窗户脱离险境，但她牢记自己的职责，寸步未挪，坚守岗位。准确地将10个塞头插入交换机号孔：接通部队首长、气象部门及北京空军领导机关、友邻机关。霎那间，墙倒楼倾，她以身殉职，年方22岁。震余，战友们扒开断墙乱砖，找到遗体，看到了她罹难时头戴耳机，左臂搭向交换机的值机情景深为感动。1976年9月，所在部队党委根据生前模范表现和愿望，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追记一等功。1977年4月，中共空军党委授予她雷锋式的“女战士”称号。《解放军报）、《空军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她入伍前后学雷锋，助人为乐的事迹。

       李良利（1965—1987）烈士。米脂城郊蒋家沟村人。1983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战士、班长。刻苦训练，意志坚强，出色完成各项任务，1985年受到连队和团部嘉奖。1986年7月，奉命随部队守云南老山中越边界，担任阵地长。他带领15名战友，坚守阵地三个月，多次粉碎敌人偷袭，上级授予“优秀老山战士”、“优秀阵地长”、“战地好班长”称号，火线入党。1987年元月，写血书请战，要求参加拔除入侵者据点的任务，任奇袭队2班2组组长。5日，老山防御收复“8715”阵地战斗打响。他在重感冒未康复情况下，冲锋在前，以猛烈火力歼灭敌6号哨位后，又扑向3号目标．遭3号洞敌人顽抗，以火力掩护战友赵金忠炸毁它。在冲向4号目标时，敌人炮弹在近处爆炸，腰部受重伤，忍着剧痛奔向8号目标，击毙一偷袭我301阵地的敌兵。战火稍歇，他抓紧时机包扎伤口，被流弹夺去了生命。战后，由生前所在师党委追记一等功，团党委追认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黄占飞（1972—1985），陕西榆林县城关镇人，1981年随父亲到乌审旗第二小学读书。82年他父亲病逝，他自幼特别珍视友情。1985年8月23日中午，天气炎热，他与同学陈平、姜海军相邀前往苗圃水库洗澡。陈平不习水性，在浅水游玩时，误入深水区，刹那间，如石沉大海，岸边围观者惊呼救人。黄占飞闻声而来，问清落水区域，毫不犹豫，跃入水中，摸索寻找。当他接触到陈平的衣服时，竭尽全力用自己的头把陈平顶出水面，用手推向岸边。但陈平因水下窒息时间过长，不好推拉，占飞一滑手又沉入水下。此时，占飞已精疲力尽，但他还是潜入水下，凭着一股惊人的毅力将陈平第二次托出水面，用尽平生力气，推向岸边，陈平得救了，但黄占飞终因在水下时间太长，力气不支，被水吞没，闻讯赶来的亲友老师，失声痛哭，时年12岁。黄占飞去世以后，中共乌审旗委、政府召开追悼大会，命名黄占飞同学为“舍己救人的小英雄”，并号召全旗人民向占飞同学学习。